46.略述太虚大师之悲愿及其伟业

　　民国三十六年三月十七日太虚大师示寂于上海，噩耗传来，悲痛欲绝；茫茫苦海，骤失慈航，昏昏长夜，谁为宝炬？推心泣血者岂仅余一人而已哉！况余亲灭，慈颜二十余载，若学若行无一不秉大师之慈旨而为之，而今而后将何所凭依，又何怪乎闻讯之下，手足不知所措，目瞪口呆，宛如泥塑乎？呜呼痛哉！

　　亲近大师之回忆

　　回忆民国十秋，初谒慈颜于北平广济寺，即蒙慈悲摄受谆谆教诫，谓将于武昌办佛学院，勉令入院修学。是年冬余具戒于法源寺，承道阶戒和尚之资助，全堂诸师之提携，乃往南京宝华山研习律学。十一年秋，武院成立，时有法舫同戒已先入院，曾寄学院章程等至宝华，余虽跃跃欲往，以介绍与保证无人，故迟迟久之。是年冬初，大师新度弟子大严来宝华受戒，乃与商洽，承允介绍，又函请留学日本之大勇法师为保证人，盖余已于民九民十两年中亲近勇师久受教诲矣。入院之先决条件既备，乃前往就学。前后两年，遍听内外大小性相诸经论，余于整个中国佛教，能略窥轮廓，略具常识，实源于此期之修学，尤以亲听大师讲成唯识及十二门等论获益最多。毕业后，复奉慈命赴北平，参加藏文学院，追随勇师，进学西藏佛法，期将来互译汉藏典籍，以沟通汉藏之佛教及文化。十四年春，国民革命军将兴师北伐，大师旋命勇师率全体学生提前进藏。此后数年虽未能常侍巾瓶，然屡承赐函指教，固仍在慈悲护念之中也。民十九，大师入川朝峨山时，曾发表世界佛学苑之计划，赐函甘孜，命余回国主持汉藏佛学系。斯时余对西藏佛学甫获门径，尚未深造，不欲中道而止，故覆函辞谢，并愿介绍西藏大德安东格什至内地弘法以自代。二十年春，余进昌都拜见安东格什时，详陈大师组织世苑之计划，及拟迎请安东格什至内地弘法之意。深蒙安东格什嘉许。但因赴藏之计划已定，不便即时来川，只可俟到藏后，再筹划前来。安东格什于是年冬抵拉萨后，示疾甚久。二十一年秋，世苑汉藏教理院正式成立，大师又函电交驰，促令迎安东格什入川主持。(但西藏佛教之组织与内地不同，凡有学德之高僧【无名僧众不在此例】有所行动，须先请示达赖，得其允许方可成行。故为迎请安东格什一事，余亦曾数数呈请达赖，并请人善为说辞。直至达赖圆寂前，仅批准余先返内地筹备)。但以因缘未熟，事卒无成。二十三年夏，余始返抵上海，端午前往宁波拜见慈颜，当奉面谕，入川办理汉院。此后每值寒暑假期，辄赴武汉等处，晋谒慈颜，报告院务，并请示进行之方针。二十六年抗战军兴，余即迎请大师莅川，常住汉院。所有院中一切措施，皆由大师亲自主持。虽有时弘化蓉渝黔滇湘等处，然总以汉院为基本道场。故此数年中所受慈诲，较昔在武院所受尤多。胜利后大师东下，院事交余负责，自知绠短汲深，时多陨越。正思每值寒暑假请示一如往昔，何意大师遽弃余等不肖弟子而上生都史多也。呜呼痛哉！

　　大师之救教运动

　　余前后亲近大师二十余年，对于大师之悲愿与事业，多所闻知。总觉其一切措施，胥由复兴中国佛教之伟大悲愿所激发，实无一毫名利等念　杂其间。故事业之成败利钝，非所计也。大师于幼年，即值清庭变法维新，目睹各处教育当局，往往借经费无出为名，驱逐僧众，占据寺址，提拔僧产。此汹涌之洪流，到处泛滥，几有漂没整个中国佛教之趋势。又见一般护法居士，大声疾呼，劝僧众自觉，劝士大夫等勿任性妄为，复因华山法师示以新学诸书而加以鼓励。大师遂暂置阅藏参禅等静默之修行，出而从事复兴中国佛教运动，参加僧教育会等，是为大师伟大之悲愿及其事业之发端。次觉各处之僧教育会，组织多未臻完善，致弊端百出，又值辛亥革命成功，共和政府成立，大师乃从事组织一完整之佛教团体名曰佛教协进会；期实行其改进佛教之计划，俾隐没多年之佛教教理重放光明；而于停滞之教制，私有之教产，皆加以革新；俾流行千百年之古佛教，适合于现代之中国社会，而成为自行化他之新佛教。果能如是，则非但教产得以保全，且能化民成俗，发挥佛教六度四摄之大用，岂不善哉！大师由伟大之悲愿而推动其佛教改革事业之初步也。

　　整理僧伽制度

　　民国三年后，大师掩关于普陀山、对于性相台贤各家之教理，及中外古今诸家之学说，俱作精密而有统绪之研究。著述有楞严摄论等，并于周易及荀子墨子等之学说有所阐明。复撰破神执，订天演等文，以破世间之执着。其尤要者，则为复兴中国佛教之张本，根据戒律，衡量时事，而造成之《整理僧伽制度论》也。盖大师以佛教传入中国已近二千年，历史演变，时有盛衰隆替，自隋唐全盛之后，宋元以降，渐就凌夷，迨有清末叶，衰颓遂达其极。苟无大心菩萨出而振兴之，长此以往，惟有出于灭亡之一途而已，辛亥革命成功，中国已一跃而为共和立宪之国家，则中国佛教之僧制，亦应依据佛制加以修改，使成为现代中国社会所需要之佛教僧制也。此整理僧伽制度论，虽不为一般顽固之寺院所欢迎，甚至为一般狮子虫所反对。但此实救治中国僧制之灵方，亦即大师广大悲愿之结晶也。民国六年，大师出关后，往台湾弘法，并远赴日本考察其佛教组织，愈证明整理僧伽制度论之切要，返沪后，即组织觉社，广事宣传。次为实行此种制度起见，及接管杭州净慈寺，深思以此寺为基础，而推行其改革僧制之计划。不意当时腐恶之势力太强，嫉异憎恨，多方阻挠。大师自觉为此一寺耗如是精神力量，未免事倍功半益少损多，乃放弃净慈，专行教化。

　　此次推行改革僧制虽未成功，然对于日后之创办武昌佛学院等，实为一有力之动源。

　　创办僧教育机关

　　大师以改革僧制，如仅就旧寺使起，必经多次风波，且未必能收成效，所需用之人才，复甚缺乏，必须先办教育机构，训练干部人才，以后推行或可较易。以是于讲经武昌时，与武汉热心护法之居士等，谈及改进佛教，须养成基本干部人才。当时得李开侁居士等之热烈赞助；复觉借用寺庙障难易生，决定自购地基，新创学院，如是遂有武昌佛学院之产生。其中课程虽多采用日本佛教大学之方式，管理制度则参用丛林规约，而朝暮所诵持者弥勒上生经等，内心所依止者，瑜伽菩萨戒本也。故大师尝云“吾志在整理僧伽制度，行在瑜伽菩萨戒本”，亦即武院此时之口号也。

　　此学院所产生之人材，现多为各处办理学院之法师。以是武院之学风，影响于全国佛教徒众者甚大，迄今凡办理僧教育之寺院，颇多以佛学院名之，故此十余年来，中国佛教稍露转机者，大师之悲愿所造也。

　　从事世界佛教运动

　　世界佛教运动，即是推行佛法于全世界，以阐明真理救济人群之运动。此为大师毕生一贯之大悲救世精神。初于民国十二年夏季，建设庐山大林寺讲堂，邀集各界热心佛法之人士，讲演佛学，当时来听讲者，颇多信仰基督教之中外人士，并时有外国牧师参加，由此遂产生联合世界佛教徒，从事国际佛教运动之思想。为欲使各国人士信受佛法，于是创祖“世界佛教联合会”。至十三年夏，不特有日本代表参加，即德美及芬兰等国之佛学家亦多特来申请加入。大师复以当时世界各国及其人民，无论其做人或立国，皆以本国或自我之利益为前提，而竭力侵略损失他人或他国。故其结果，终必走入战争一途，毁灭自他而后已。如能将大乘佛教利他之思想传布世界各国，或可使其做人立国之思想有以根本改善。盖宇宙万有，悉从众缘所成，绝无孤立独存之个体，欲获得个人之利益。必须先从众人利益做起，苟大众俱能获益相安，则个人之利益，实亦自然而得。是则不仅人与人之间，应相资相成，即阶级与阶级，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亦必须相助相益，以求共存共荣，不应有损人利己杀人活己之暴行也。倘以此种佛教之真理感化世界人心而获成功，则世界之纠纷自然而解，永久和平不难实现，而中国亦可跻安，即整个世界乐矣。大师依上述之意义，不辞劳瘁，远赴欧美，一方面考察各国之政治、经济、宗教等，一方面应各界之邀请，宣讲佛学，感化人心。在法国巴黎时，发起组织“世界佛学苑”，遍于英德意等国设通讯处，尤以法国朝野人士热心赞助者颇多。此举虽终以经济困难，未克圆满实现，然尔后之改武院为世苑图书馆，及创设汉藏教院，皆世苑直属事业之一斑也。但以时值末法，人心险恶，世界变乱，虽有明师良药，其如不信不受者何。然大师感化世界之目的虽未达，而其悲愿之宏深，终为万世所景仰。

　　组织学会教会

　　中国佛教，如前所述，代有盛衰隆替，满清以后，制度分歧，各处寺院，不相连系，若盛若衰，胥视其得人与否而已。迨遘满清之变法维新，为提产兴学之风潮所打击，几全体覆灭，无法自存。故诸高瞻远瞩具大悲心之大德，急起高呼，组织教会，以挽救此岌岌不可终日之危机，大师初期参加各处之僧教育会，又发起组织佛教协进会，后复合并为中国佛教总会，亦皆适应当时之需要者也。民国六年后，大师本挽救佛教之大悲心，为整理僧制之准备，于是有中华佛教联合会之组织。十五年后又为适应时局之变化，着僧制新论，复为补救新僧之流币，作《革命僧之训辞》，其受业诸生，则组织“现代僧伽社”等，宣传、鼓吹、推行改革僧制之计划，以求衰颓之中国佛教渐获转机。讵意一般狮虫，非但不能觉悟、奋兴、响应、推行，反以其不利于己之藏垢纳污，从而诋訾、掊击，尽力阻挠之。此诚令人长太息者也。民国十七年后，政府公布管理寺庙条例，有将寺产没收，以举办社会公益之趋势，各处寺院，为此风涛所震骇，始感觉有共谋团结力图挽救之必要。大师适于斯时发起组织中国佛教会，于是麋集于此伟大旗帜下，对于大师之筹措教会经费，办理僧众训练，以及推行复兴佛教之事业等，多表赞同。但经多方设法，寺产获得相当保障之后，则一般僧寺，又恢复其苟且偷安之状态，对于佛教会之事业，付诸不闻不问矣。如是一般僧寺，事急则闪电交驰，事息则因循苟且。任组织何种教会，终无实际改善之希望，即如抗战期中，大师驻川数年，凡遇外界有不利于佛教之动向，必先事设法，预为防范，以及计划寺院应如何改进等。凡此种种，非特不能得多数僧寺之同情，反多误会为破坏佛教者。甚至于开会时，公开攻击毁谤之。是以大师驻川虽久，而其主张，能见诸实现者，实属寥寥无几。余尝白大师曰：寺院既多如此腐败，僧众又多如彼冥顽，纵教会组织成功，亦必无使其改善之希望。况欲改善僧寺，须先有能改善之人才，如无能改善之人才，则何从使僧寺改善。例如现在各地，一般虚有其名之佛教会，其中办事之人，多系必须淘汰或改善之对象。以此等人办理会务，安能望其会务办好耶。大师则曰：因为不好办，所以要发心去办，只要有一长可用，即须用之。倘使教会合法成立，渐次训练人材，渐次加以改进，非绝对不能办好。且有教会成立，则对外侮有以御之。保护教所，亦属菩萨应行之一事也。由斯以言，可见大师发心组织佛教会，纯为菩萨悲愿之所激。虽对佛教会并不怀过分之奢望，但为保护教产，仍不惜精神劳力而为之。而其为之也，又早知其不可为。此其大悲愿力，尤不可及也。

　　筹办菩萨学处

　　大师改进佛教之计划，初期原以中国佛教为对象，思将中国大乘佛法弘扬推行于全世界。次见中国佛教整理甚难，乃转而欲先从国际着手。后以世界战祸连结，弘化欧美，亦非短期所能奏效，迨出国访问印、缅、锡兰等处佛教之后，改进佛教之思想，又稍有转移，仍觉欲真正改进中国佛教，必须先建立一所模范道场，训练一般中坚干部人才，组织适合今时今地之佛教集团机构，使社会人士改善对佛教之观念，使其他寺院仿效学习，渐次迁善。初即名之为“今菩萨行”。大师尝论云：“中国佛教所说的是大乘理论，但不曾把他实践，不能把大乘的精神表现在行为上。故中国所说的虽是大乘行，但所行的只是小乘行。锡兰虽是传的小乘教理，而他们都能化民成俗，使人民普学三皈五戒，人天善法，举国奉行，佛教成为人民的宗教，并广作社会、慈善、文化、教育等事业，以利益国家社会，乃至人群，表现佛教慈悲，博济的精神。所以他们所说的虽是小乘教，但所修的却是大乘行”。故大师以后转注意于如何实行济世化众之行为，以发扬大乘佛教之真精神，而从事济世利人之实际行动。后又将制度加以调整，改名曰“菩萨学处”。大师在川时，曾派人赴合川，贵州等处试办，俱以人才不足而告停歇。胜利后，又拟于当阳玉泉寺试办，亦未成功。直至圆寂前一个月，犹在宁波延庆寺以菩萨学处之推行，嘱累诸弟子。大师复兴中国佛教之大悲宏愿，实无言辞足以形容之。

　　总观上述大师一生之职志，若参加僧教育会，以谋挽救教难。若接管净慈寺，以图整理僧制推行。若创办佛学院，训练干部人才，以求进行改进佛教之计划。若从事世界佛教运动，以期挽救全世界之人心，缔造全世界之永久和平。若组织佛教会，以事保护教产，改进僧制，弘扬佛化。若提倡今菩萨行，组织菩萨学处，以祈推行大乘佛教救世之真精神等，无一不从大悲弘愿等流而出，故吾亲近大师二十余年，所见所闻，唯觉其纯属一大悲弘愿之体现，而无一丝一毫名利私意尿杂其间。

　　继承大师事业之集议

　　大师示寂之后，若出家若在家众弟子辈，咸集沪上，除照一般仪式荼略大师遗体，收检灵骨舍利，分行建塔供养外，对于如何继承大师之遗业亦尝集议及之，惟以大师所举办改进佛教之事业为数甚多，若祈一一继续进行，实力有所不逮。故当加以检讨，择要而行。其最要者，在僧教育机关方面，则大师所创办之武汉两院，必须力图其继续进行，以备造成复兴中国佛教之人才。在佛教刊物方面，《海潮音》为大师二十余年来弘扬佛法唯一之喉舌。不论经费如何支绌，必须设法继续印行，以为推行大师之思想及事业之指针。大师丛书为大师毕生思想学行之结晶，必须速疾编纂完成，以作后学推行复兴佛教运动之范本，此外如佛教医院，大雄中学，觉群周刊，及某某学院等，虽亦大师弘扬大乘佛教济世利人之事业，但或以办理未善，或以主持有人，众弟子辈，如有余力，当力谋发展。苟力有未逮，则听凭旁热心人士办理。至中国佛教会，为全国性之佛教事业，以大师之学养德望，办理犹感困难，若以才能学力俱不充足之后学承办，必更多诸障碍，非惟无益，恐反招致愆尤。故于此事，当听凭全国佛教徒商讨进行。兹更结以数语曰：凡吾同志苟真欲继承大师之遗业，推行改进佛教之计划者，则必切实表现于作为，方为善继善述。否则空口说白话，或仅以笔墨写成文字，则大师之遗著，详且密矣，更何待后人之徒劳口舌笔墨哉。象王已逝，今后复兴中国佛教之责任，唯在后起有志之僧青年。言而不行徒增绮语，故吾于大师示寂后，实不欲多言，亦实觉更无可言者，谨望有志之僧青年，各自勉旃。

　　丁亥端阳日

　　(原载《太虚大师纪念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