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溅血贝叶今何在?

发布时间:2023-08-13 04:01:52作者:大众学佛网
溅血贝叶今何在?

张南南 / 文

一场斗殴引出一桩杀僧劫宝案

2011年7月,新疆某建筑工地一男子因生意纠纷殴打他人,被当地警方带回警局调查。起初并未当作大事,但采集指纹、例行比对后,发现与1990年10月重庆双桂堂命案现场遗留的指纹吻合。再经提取DNA勘验,最终确定此人正为21年前杀人潜逃的凶手蔡仲义。

重庆梁平双桂堂老山门(武圣殿)

顺治十年(1653)建、乾隆四十四年(1779)重修

蔡仲义,1960年生,重庆沙坪坝思源村人。1990年,他得知双桂堂保存的“贝叶经”十分珍贵,便计划将其抢劫变卖。同年10月,蔡某使用名为“李标祥”的身份证作掩护,两次前赴双桂堂探查虚实。当时经夹收存于文物保管室,管理者是忠厚淳朴的身忠禅师。蔡仲义在踩点过程中有意接近,主动与其攀谈,获取信任,使身忠禅师放松了警惕,还以朋友相称。

10月26日晚,蔡某认为时机成熟,便携带尼龙袋、绳索等物,再次使用同样的身份证登记住宿于双桂堂,又去寺中荼毗处拿取之前物色好的钢管,为防事发后僧众立刻报警,再将寺内电话线路破坏,之后来到文物管理室与身忠禅师闲谈,伺机作案。

10月27日凌晨2时许,蔡仲义趁身忠禅师不备,用钢管猛击禅师头部,致其严重颅脑损伤死亡。随即将保管室内的“贝叶经”、编钟、铜镜、醒板、如意等5件文物劫走潜逃。文物中除最为珍贵的“贝叶经”外,醒板也有一定价值,传为明末清初临济宗玉林通琇禅师(1614~1675)所用,玉林禅师世称玉林国师(顺治赐号“大觉普济能仁国师”),与顺治交谊密切,后来在景山寿皇殿前主持顺治火化仪式的茆溪行森(1614~1677)就是他的弟子。醒板也作性板、倚板等,为禅堂器物,毛竹所制,僧人坐禅时双手可置于其上。

双桂堂旧藏“贝叶经”资料照片

蔡某杀人抢劫后连夜逃离重庆,去往深圳。其后结识一香港商人,作价15万港币,将“贝叶经”售出;其他4件文物,仅以1000余元的价格卖给一广东男子。虽然重庆警方在案发后立即成立专案组着手侦办,且此案也被列为公安部重大案件,但却一直未能侦破,直至开篇所述的那起斗殴事件,才使凶手于21年后的2011年落入法网。

一般刑事案件,超过20年将不再追诉。但此案影响极其恶劣,涉及国家珍贵文物,且蔡仲义共涉嫌杀害2人(在双桂堂作案之前,1990年1月,他为抢劫美元,还曾杀害另外一人),罪大恶极,当地检查机关仍决定对其提起公诉,蔡仲义后以抢劫罪被判处死刑。元凶虽已惩处,遗失的文物却并未追回。据蔡某供述,买得“贝叶经”的那位港商姓名,事过多年,已经忘却。其他4件文物更是杳无音信。“贝叶经”的线索就此中断。

据寺中僧众所言,香港回归前后,曾一度传出某些消息,但由于各种因素,最终未能寻获。

凶手蔡仲义庭审时照片

梵文贝叶经的来历

重庆梁平双桂堂,为禅宗临济宗寺院,有“西南禅宗祖庭”之誉,1983年被定为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2013年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由明末清初破山海明禅师(1597~1666)创建于顺治十年(1653)。杀人者所劫文物中最重要的梵文“贝叶经”,为清末第十代方丈竹禅和尚(1824~1901)当年携归之物。

左:双桂堂开山祖师破山海明禅师(1597~1666)

右:双桂堂第十代方丈竹禅老和尚(1824~1901)

竹禅老和尚曾朝拜五台,瞻礼文殊胜迹之余,又喜得舍利三颗(现仍在双桂堂供养)及梵夹三本。但得自五台何寺,已无处稽考。据同治三年(1864)梁山知县芜湖沈之林撰《双桂堂舍利塔记》载:

寺僧竹禅自清凉山(五台山)携归贝叶经、舍利子三。

可知1864年前竹禅已从五台山得到贝叶经;又据双桂堂所藏《集破祖墨迹册页》竹禅手书跋文,谓:

禅于昔年五台山得来舍利、贝叶共相流传。

落款为光绪十六年(1890),亦可知贝叶确实得自五台;另外,《五台山研究》1986年第一期刊载署名为“冰心”的一篇短文,题目是《竹禅条幅》,记载了当时悬挂于五台山显通寺后殿西墙上的竹禅书法作品,内容是“心地未容一念杂、话头常得六时清。”款题“竹禅 口”,传为竹禅和尚用舌尖蘸朱墨写就,落款无时间,此文作者认为是光绪年间(1875~1908)所书,据上文《舍利塔记》,竹禅至少在同治三年前就曾到访五台,且不能排除咸丰年间(1851~1861)的可能性,故此条幅断代仍有商讨余地。这似乎是现今竹禅留在五台山的唯一印迹。但舍利或贝叶是否就得自显通寺,并不能肯定。

双桂堂藏《集破祖墨迹册页》竹禅跋文(部分)

双桂堂藏《集破祖墨迹册页》竹禅跋文:

禅于昔年五台山得来舍利、贝叶共相流传。盖舍利佛宝、贝叶法宝、破祖墨迹僧宝也!成全成全三宝,双桂之地必大兴焉!”(或在兴奋之余多书“成全”二字)

竹禅和尚千里迢迢,将上述物品带回双桂,舍利建塔供养,贝叶安置寺中,又苦心寻访、搜集散佚在外的破山祖师墨迹,制成册页,使其回归本寺。在他看来,三种物品意义重大,分别象征佛、法、僧三宝,是佛门圣物;而三宝和合,则双桂中兴可望,必能福荫一方。

光绪二十四年(1898)竹禅和尚又将三本贝叶经中之二本,分赠地藏道场九华山、观音道场普陀山,足见老和尚之光明磊落。这两本贝叶经今日尚存,一在九华化城寺、一在普陀普济寺,均有竹禅跋文。

其后时局动荡,双桂历代僧众对寺中文物均着意看护、珍视有加。由于寺内无人掌握梵文,对寺中留存的那部贝叶经,内容一直不明,因此,时任第十五代方丈长义妙谈禅师(1916~1991)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利用赴京学习机会,携本求教方家并请鉴定。

双桂堂第十五代方丈长义妙谈禅师(1916~1991)

1962年,中国科学院著名学者、精通梵文及藏语的王森先生(1912~1991)亲见贝叶,确认这是印度佛教唯识学派十大论师之一安慧(或安惠Sthiramati,约6世纪)所造《阿毗达磨俱舍论实义疏》(Abhidharmako?abhāsyatikā tattvārthā)的梵文写本,简称《实义疏》或《真实义疏》,并认为抄写时代约在11至12世纪。今日双桂堂所存资料照片中,仍可见上侧护经板之下,另附一白色同形薄板,上有楷书,有可能是王森先生或妙谈方丈题写于此时。依据现存照片,字迹模糊可辨:

梵 文安慧菩萨俱舍论疏十一二世纪写本一九六二年中国科学院王森

王森先生(1912~1991)

至此,“贝叶经”身份得以明确。王森先生曾劝说方丈将此梵本留在北京,供学者研究,但方丈觉得是寺中祖传之物,还须留藏于寺中。当时也没有对梵本内容拍照,留下巨大遗憾。

《实义疏》历史上曾被汉译,但经录失载,译者、卷数不详,也未收入历代《大藏》。近代于敦煌石室发现汉文残本五卷,惜为节录本(法国国家图书馆伯希和特藏Pelliot Chinois 3196,文字已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9册,编号1561);同处亦发现此《疏》回鹘文残本二册,元末抄写,或由汉译本转译而成(现藏大英博物馆,编号Or.8128-75A/75B);北京图书馆敦煌遗书中也存有晚唐时期抄写的汉译第三卷残本,因写卷曾断裂,故编为两号(L3736与北新1440),其内容并非节录,而为完整译本;此外,15或16世纪从梵文翻为藏文,收于《德格版大藏经》第4421号。

至于此《疏》的梵文写本,此前学界仅知我国西藏布达拉宫存有一部,最早录于罗炤先生1985年编写的西藏梵本目录手稿:

《罗炤目录》手稿中著录的《实义疏》梵文本信息

布达拉宫藏《实义疏》梵本资料照片

根据字体判断,布达拉宫藏的这部写本约为8、9世纪所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藏有该写本的照片,交由日本学者校勘,目前尚未发表。由写本题记可知,它是一部复抄本,其所依据的写本,现已不传,故可称“孤本”。这部写本原为三函,第一函58页、第三函79页,第二函佚失,缺失约三分之一。由于上述原因,在世界范围内仍未整理出可信的《实义疏》梵文校勘本。

(参Kazunobu Matsuda. “A Sanskrit manuscript of Sthiramati’s commentary to the Abhidharmako?abhā?ya.” In: Horst Lasic, Xuezhu Li (eds.), Sanskrit manuscripts in China II. Proceedings of a panel at the 2012 Beijing Seminar on Tibetan Studies, August 1 to 5. Beijing 2016, 223–230)

返观双桂堂所藏《实义疏》梵文写本,保存状态良好,上下护经板齐备。贝叶每页长约40厘米、宽约6厘米,共106页。页面舒朗,字迹细密工整。每页开有二个孔洞,结经绳索保存完整,由孔洞中穿出。

上侧护经板表面被分为五栏,每栏之间以纵长方形纹饰带分隔,各栏内均绘有类似佛传的图案,照片模糊,仅可勉强作一辨识,由观者角度而视,自左至右依次为:一、“说法图”或“初转法轮图”,二、“燃灯授记图”或“释迦行化图”,三、“天宫说法图”或“某菩萨说法图”,四、“成道图”或“降魔成道图”,五、“涅槃图”。

双桂堂旧藏《实义疏》梵文本资料照片

五幅图案在构图上以第三幅为中心,但内容次序上似可忽视第三图而两两对应。即:最左侧第一图若为“初转法轮”,则与最右侧第五图“涅槃图”相对,一为起始宣教、化导人天,一为说法完结、归于寂静;第二图燃灯佛授记儒童、未来贤劫定当成佛、为过去世,与其对应的第四图表菩提树下终获正等正觉、因果不虚,此为现在世。至于中央第三图坐姿菩萨,或在突出《实义疏》作者—安慧菩萨,或在体现《俱舍论》作者—世亲菩萨,还有可能表现的是释迦降生之前在天宫说法的情景。总之,现阶段仅凭一幅照片,仍无法做出明确判断。但如果上述猜测无误,也就意味着上侧护经板所绘内容类似于展示释迦生涯的“八相成道”。下侧护经板涂覆黑漆,形态完整,是否原物不得而知。

该梵本极有可能补布达拉宫本之缺,为学界提供《实义疏》的梵文全本,其珍贵的文化与文献价值已毋庸赘言。然而,如此稀世之珍,却随着28年前的那场血案,不知所终……

一部梵文贝叶经的文物价值固然可贵,当世也多有收藏家追逐,然而对于常年深耕于冷僻之地的学子,以及期待深入经藏的佛子,更为看重的是其中承载的文献。无论多么信达精妙的翻译转述,都无法替代梵文原本的价值。遗憾的是,由于佛教在印度的衰亡,只有少量梵本保存了下来,而每当一部梵本在学者研究记录之前遗失损毁,往往意味着这一承载着先贤智慧的文本,永远地消失在人类历史之中。

感 言

自大教勃兴、众圣敷化,使典章书于贝叶;至汉明感梦、摩腾应请,将梵夹付于白马。由此而后,怀能仁之教舍生弘法、为众生请命誓死求道者,东来西往、遂不绝于陆海。法流神州,传译为首,胡文梵本,居功至伟。即千载之下,虽不明五天西域之书,而辗转获其一二者,仍珍为秘宝。然,近代以来,世风颓毁、根识顽劣,爱染贪着,无所不用其极;清凉圣典,反引恶徒垂涎、转成泥犁津梁,悲夫!因述此事,故于文末有感以记之。惟愿:众志成城、《实义》早还;有情含灵,八风不动于心田;群萌得济,火宅烟消于座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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