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 活 就 是 学 校
这天,兼善中学举行救亡演讲会。偌大的礼堂,座无虚席。演讲结束后,表哥招呼我前去,说:「陶先生想找你做事。」这时,我才知道这位演讲人叫陶行知。他戴副眼睛,留着平头,不高不矮,穿套西服。先生笑盈盈地问了我的姓名、年龄、文化程度,说:「到我家干活,愿不愿意呀?」我说:「我是来找学校读书的。」陶先生点点头,说:「生活就是学校。」旁坐的兼善中学校长,哈哈笑起来:「周德厚呀,陶先生是中国的大教育家!」
陶先生住家在重庆北碚火焰山公园内清凉亭。清凉亭原先是游客喝茶摆龙门阵的茶馆。陶先生用竹篱笆间隔成四间,篱笆上糊上泥,再抹上石灰,白白净净。进门是会客与吃饭的地方,旁一间是卧室,另一旁一间是书房,后一间即厨房,一架单人帆布床搭在离灶二丈远的窗子下,床前搁张矮茶几,这就是我休息的地方。
我由陶先生带着看完了家庭全部设置,心里很嘀咕:大教育家住得这样拥挤?
一位很秀气的年轻女人为我铺好了床。陶先生指着介绍:「她是我内当家,你叫吴先生好了。」原来她就是陶夫人吴树琴。
中午吃饭,陶先生对我说:「每天上午,去公园门口的邮政局取报纸和信件;下午,去正街书店买书和拿书;再就是帮我给人送信。晚饭后读报纸让我们听;早晨写头一天所做的事。这就是一天的功课。你懂了吗?」我说人生地不熟。吴先生笑了:「老夫子会教的。」原来陶先生又叫老夫子。
陶先生给我上的第一课——「不懂先想后问,问了还不懂,再想再问。只要会做了,就算懂了。但是要尽量做好,就要再想,又会遇上不懂,就要再问。」接着,带我去了邮政局,去了北碚正街「五月书店」,去了公园右侧「松鹤饭店」,去了民生轮船公司北碚码头,等等地方。
每到一处,陶先生要把在这里需办的事情,边讲,边看着让我做,直到我心中有底了,才去下个地方。比如,在邮政局,把该取的报纸、刊物、信件、汇款单取了,陶先生叫我把他亲笔写好封面的《邮件收领备忘簿》,翻开摊在柜台上,由我清点、分类邮件,并让邮政局工作人员一一填好写在《备忘簿》上。完了,陶先生告诫我,不要忘了看发邮件人的签名和日期。而陶先生投寄的邮件,则由我亲笔填写在也是由陶先生亲笔写好封面的《邮件发寄备忘簿》上,自然是我的签名和日期;不过,那簿子是存在邮局的。这很要费些时间。但是,陶先生没有一点点厌烦情绪。
有个30多岁,总是穿着长衫的办事员对我说:「陶先生到底不愧为名人,他做的大事,我等看不见,而像这些小事,却办得如此认认真真。我等端人家饭碗的人,免去了多少受冤枉气的事。」
到月底最后一天,陶先生把《收》、《发》两种簿子收回存下,另换新的再继续下去。
记得有天在吃夜饭的桌上,我把邮政局办事员的话转告了陶先生。吴先生说:「老夫子目的是『备忘』,是利己,想不到还助了人。」陶先生停住了筷子,沉思起来,隔了好大一阵子,才说:「细小尚且使人受益,可见社会需要帮助的地方太多了。」
陶先生和吴先生像兄妹。陶先生出门,吴先生把两样必备的物件:皮包、文明棍,送到他手中;陶先生跨出门时,总站一会儿,掉头向门内看看,说:「想想今天我不在家,你单独还要做什么事?」甚至还启发我帮着想。陶先生回来,宽衣呀,接皮包呀,放文明棍呀,都由吴先生操劳。我曾主动帮做侍侯的事。吴先生摆手,说:「陶先生有陶先生的性格,我有我的性格,我俩的性格恰恰好互相调节,很是融洽。我受益于他,他帮助于我,这不是劳累,是幸福。别人体验不到,即便你帮助了,也尽心诚意,我们接受起很勉强,你也不是滋味。」
陶先生当时任国民政府参政员,与陪都大人物交往频繁,却没有一部电话。而家的一日三餐,全由吴先生操办,买菜、洗碗、抹桌等等。吴先生都不允许我插手。有时我感到让有身份的人服侍一个小伙计实悖情理,不免与陶先生一同出门的路上,表示出愧疚。陶先生严肃的说:「我家连你三口,各司其职,各显其能,个个都相互受益,人人都天天进步。我搞几十年教育,就是要使社会变成我家庭的样子。」当时,对陶先生的话,是不太懂的。几十年之后到垂垂老矣的今天,方悟出了些道理。
陶先生没有烟、酒嗜好。有段时间,陶师母身体不大好,带刺激性的味道闻了,更增添不舒服。若来客抽烟,或由我陪吴先生到公园散步,或陶先生约对方出门。总而言之,尽量让清凉亭内空气净化。就这件事情,我对陶先生表示了景仰之情。陶先生却大不以为然,问了我读过「孔孟」的书没有?接着说:「几千年前我们的老祖先,已经崇尚“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的品格。我只是做了件“ 板凳打调坐 ”的事。」陶先生还背了「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之类的古人警句,来告诫我。有时,还会用笔当着我的面,在纸上边写边圈点,我诺诺不已,陶先生更是孜孜不倦。
陶先生,每天必记《行知备忘》。他在书房正墙上写有:「办事有先有后,做起有易有难,一天计划安排,临时还需调整」的字幅贴着。
后来,在陶先生的帮助下,又帮我寻到一所学校,继续我的学业。
本文摘编自《红岩春秋》2004年第3期中《我在陶行知家干活》一文(周德厚讲述、黄文轩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