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能，生于公元638年（唐太宗贞观十二年），圆寂于公元731年（唐玄宗先于十九年）。他俗姓卢，出身破落官僚家庭，家境比较贫苦，曾以卖柴为生。后来投靠寺院，为行者，在寺院从事打柴、推磨等劳动。由于他对佛教义理很有领悟，得到了禅宗第五祖弘忍的赏识，传给他衣钵，后来成了禅宗第六祖。慧能所创造的禅宗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大改革。它不追求烦琐的宗教仪式，不讲累世修行和布施财物，不主张念经拜佛，不研究经典，甚至不讲坐禅，主张专靠精神的领悟把握佛教义理，总之，提倡“顿悟”。本文首先从慧能思想形成之背景来探讨《坛经》与《维摩诘经》的相关性。

　　据《坛经》，慧能生涯可分为三期：一是出家之前；二是从弘忍门下到隐居生活；三是从受戒到圆寂。其中二是慧能大乘顿悟不二法门思想形成时期，三是他宣扬“大乘顿悟不二法门”思想时期。

　　慧能在弘忍会上住了8个月，在《坛经·三》中记载：慧能于碓房，踏碓八个余月。

　　但是，他离开弘忍后，16年（或者5年）时间在哪儿隐居生活，各家说法不同。例如，王维撰《六祖能禅师碑铭》说：禅师逐怀宝迷邦，销声异域，众生为净土，杂居止于编人；世事是度门，混农商于劳侣。如此积十六载。

　　又，柳宗元撰《赐谥大鉴禅师碑》说：（慧能）遁隐南海上，人无闻名。又十六年，度其可行。

　　又，大乘寺本《韶州曹溪山六祖师坛经》记载：某甲后至曹溪，被恶人寻逐，乃于四会县避难。

　　经逾五年，常在猎中。虽在猎中，常与猎人说法。

　　据敦煌本《坛经》，慧能讲法的时候，引用过两部经典经文，是《维摩诘经》和《菩萨戒经》。他不懂文字，只能凭听经文来理解道理，在《坛经·八、四二》中记载：（慧能）为不识字，请一人读，慧能闻已，即识大意。……吾一生已来，不识文字，汝将《法华经》来，对吾读一遍，吾闻即知。法达取经到，对大师读一遍，六祖闻已，即识佛意，便与法达说《法华经》。

　　而且他明心开慧，都是听到别人诵经或讲话而得到的。在《坛经》记载：忽见一客读《金刚经》，慧能一闻，心明便悟。……五祖夜至三更，唤慧能堂内，说《金刚经》。慧能一闻，言下便悟。

　　这就是说，慧能觉悟得法、接人讲话时引用过的经文，是从听别人诵经和讲话而得到的。那么，慧能在哪听到佛法呢？笔者认为，有两个时期，慧能听到佛法。一是，在弘忍门下修习过程中；二是，在隐居生活中。

　　慧能在弘忍会上8个月修行，只在碓房天天劳动，可能没有机会与别人学习佛经，而且没离开过后院，在《坛经·八》慧能说：我此踏碓八个余月，未至堂前。

　　但是，他在后院，听到别人诵经的可能性很大。因为，他住的地方是刚入门修行而还没受戒（沙弥戒或比丘戒）的人，即行者们的住处。他们的主要功课之一是诵经，特别沙弥阶段的人着重于诵经来修行，因此他们基本上整天诵来诵去。这样环境，肯定给不识文字的慧能提醒了很多佛教教理，所以，他作呈心偈而觉悟受法的机会，是从一位沙弥诵经（即神秀的呈心偈）而得到的。在《坛经·八》记载：

　　有一童，于碓房边过，唱颂此偈。慧能一闻，知未见性，即识大意。能问童子言：“适来诵者是何偈？”童子答能曰：“你不知大师言，生死大事，欲传于法，令门人等各作一偈来呈看，悟大意即付衣法，禀为六代祖。有一上座名神秀，忽于南廊下书无相偈一首，五祖令诸门人尽诵，悟此偈者，即见自性，依此修行，即得出离。”慧能答曰：“我此踏碓八个余月，未至堂前，望上人引慧能至南廊下，见此偈礼拜，亦愿诵取结来生缘，愿生佛地。”童子引能至南廊下，能即礼拜此偈。另外，16年隐居生活中，慧能与农民、商人或猎人等俗人在一起，隐居期间之行迹，可惜，基本上没有有关资料。

　　在上文中已经提过行者的主要修行方法是诵经。那么，他们念什么经典呢？在《顿悟大乘正理决·摩诃衍的第三道表疏》里，摩诃衍认为：现令弟子沙弥，未能修禅，已教诵得《楞伽》一部，《维摩》一部，每日长诵。

　　在【法】戴密微著《吐蕃僧诤记·史料疏义》记载：“摩诃衍和尚大约是在787年788年间离开敦煌的，在论战以前，他在吐蕃就已经居住了三、四年的光阴了。”按照此见，摩诃衍是大约在八世纪末的一名禅师，非常接近慧能生活时期。按照这句话，可以推想到：当时，禅宗刚出家修行的沙弥们，在日常生活中都念《维摩诘经》。无论慧能听过多少经典，然而他毕竟在讲话中只引用了《维摩诘经》和《菩萨戒经》：《维摩诘经》是七处；《菩萨戒经》是二处。这表明《维摩诘经》是慧能最喜欢的佛教经典。因为，一般来说，一个人在谈话中提出的思想和自己心中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还有在《坛经》中他提到《维摩经》和《净名经》的两个经名（《净名经》与《维摩经》是异名同经）。一般诵经时，要把一部经从头到尾连续念出来。如果慧能只有听到别人念经，他就不会知道《维摩诘经》的两个经名。也就是说，慧能有可能听过《维摩诘经》的讲解。

　　另外，《菩萨戒经》也是慧能思想形成的主要来源之一。《坛经》的经名也是从《菩萨戒经》的菩萨戒（无相戒）精神而来的。大乘寺本《韶州曹溪山六祖师坛经·序》记载：是时刺史韶牧等，请六祖于大梵戒坛，受（授）无相戒，说摩诃顿法。门人录其语要，命曰《坛经》。

　　慧能为什么单单重视《维摩诘经》和《菩萨戒经》呢？经分析，这主要是和慧能的长期居士生活分不开。然而慧能长期的居士生活经历却长期未被人重视。从佛教戒律来看，慧能在法性寺受戒之前应该是居士身份。在《曹溪大师传》云：

　　仪凤元年正月十七日，印宗与能大师剃发落。二月八日，于法性寺受戒。……能大师受戒，和尚西京总持寺智光律师，羯磨阇梨苏州灵光寺惠静律师，教授闻梨荆州天皇寺道应律师。后时，三师臂于能大师所学道，终于曹溪。

　　又，《六祖大师缘起外纪》记载：师坠腰石，镌“龙朔元年卢居士志”八字。此石今存黄梅东禅。

　　佛教教团有四部大众，即比丘（男）、比丘尼（女）、优婆塞（男）、优婆夷（女），前两者是出家僧众，后两者是在家信徒，即居士。慧能在弘忍门下时的称呼是“卢行者”，他从出家进入寺院后到受戒之前的阶段是行者身份。对出家男性来讲，受戒有两种，即沙弥戒和比丘戒。出家之后，如果受戒时不到成人年龄的话，先受沙弥戒（这受戒人不算完整的僧人），到了成人再受比丘戒。如果已经成人的话，直接受比丘戒。慧能出家时已经到成人年龄。关于他出家年龄的记载有《曹溪大师传》：

　　至咸亨五年，大师春秋三十有四（七）……大师其年正月三日，发韶州往东山。…大师出家开法受戒，年登四十。

　　在法海等撰《六祖大师缘起外纪》中记载：年二十有四，闻经有省，往黄梅参礼。

　　在刘禹锡撰《大鉴禅师碑》记载：大鉴生新州，三十出家。等等。如果他在弘忍门下受戒的话，应该能受比丘戒。但是，据以上材料，可知慧能在觉悟受法时期，和隐居生活的十六年期间，只是一位与维摩诘一样的居士。

　　“慧能”这个名字又是从哪儿来的？这是俗名还是法名？这在《坛经》中没提到过。不过在《六祖大师缘起外纪》有有关的记载：

　　有二僧造谒，谓师之父曰：“夜来生儿，专为安名，可上‘惠’下‘能’也。”父曰：“何名惠能？”僧曰：“‘惠’者，以法惠济众生；‘能’者，能作佛事”。

　　按照上文，“慧能”应该是俗名，出家之前六祖的姓名是卢慧能。按照佛教的一般常规，师父给弟子传法时或者剃发受戒时，应当为弟子取个“法名”。如果在受法时或者受戒时，慧能得过“法名”的话，在《坛经》或者《曹溪大师传》等里，应该是有记载的。但是，现存可据资料上没有这些内容。因此，慧能就是六祖的俗名。后来禅宗的一位大师，即慧能的法孙马祖道一，也是用他的姓“马”来作为他的法号。

　　那么，我们又怎么理解弘忍传给慧能“衣”呢？“衣”是指“袈裟”，是比丘受比丘戒后，才能穿的“大衣”。按戒律，居士不能用袈裟。据上而结论，可知弘忍未给慧能授过比丘戒，那么，为什么弘忍传给他袈裟呢？对这问题，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虽然从佛教威仪形式的戒律来看，以居士身份，不能受袈裟；但是，从“以心传心”的禅宗说法来看，这是正常的。因为，禅宗认为，佛教是以“解脱”为本的，慧能虽还没受戒，但既已觉悟解脱，也能受袈裟，也可以称他是“解脱宗师”。这种精神已经超脱“僧、俗”为二的观念，体现了“世间与出世间不二”的“不二”境界。由于有此经历，慧能传法时，也特别强调“心戒”，即“无相戒”，超越“僧、俗”为二的形式差别。他主张佛教根本精神是要“当地顿悟成佛”，而不是形式上的戒律，也不是拜佛、诵经、坐禅等宗教仪式。慧能把这种执著于形式的人称为“小根人”。

　　慧能十六年的隐居生活不是普通修行人那样自愿自作的，在《韶州曹溪山六祖师坛经》里，慧能自说：某甲东山得法，辛苦受尽，命似悬丝。“命似悬丝”是指生命就像悬丝一样随时都有危险。“命似悬丝”的生活对慧能形成自己的思想是应该有着相当深刻的影响的。慧能在16年里一直过着“命似悬丝”的生活，所以他一定经常体验“当面生死”之境，由而深刻体会到“一行三昧”修行的重要性。所以慧能在大梵寺初开说法时，就提倡“定慧体一不二”的修行方法，即“一行三昧者，于一切时中，行住坐卧，常行直心是”。慧能把“直心”解释说：《净名经》云：‘直心是道场，直心是净土’。

　　慧能认为，在日常生活中，要保持“直心”之境，一旦能达到这种境界，这就可以说是“当处净土”、“当处道场”。

　　笔者认为，在《坛经》中表现出来的慧能思想，基本上都是从这些居士生活经历基础上形成的。如果慧能没有这些长期接触实际生活的艰难的居士生活经历，也许没有如今天这种面目的《坛经》思想。如此来看，我们不难推测到后来慧能宣扬“无相戒”的僧俗不二精神。因此，要研究慧能的《坛经》思想，我们先要了解他的这些特殊背景。总之，慧能虽然通过《金刚经》发心而觉悟，但从上述的内容来看，不难看出对其思想形成影响最深的还属《维摩诘经》。《维摩诘经》的强烈的居士佛教精神，被有长期居士生活经历的慧能所深为理解和同情，并发扬为有着强烈的居士佛教精神的《坛经》。但是，《维摩诘经》和《坛经》在居士佛教方面的相关性，很少为人重视和指出。而指出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坛经》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