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的佛教，按照源流和地理分布来分，可以分为北传佛教和南传佛教两大体系。北传佛教主要流传着“大乘佛教”或“菩萨乘佛教”，其经典来源于古印度雅语梵文（Sanskrit）语系佛经以及西域文字佛经。北传佛教按其经典语言体系又可以分为汉语系佛教和藏语系佛教。汉语系佛教主要流传于中国汉族地区和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藏语系佛教又称“藏传佛教”、“藏蒙佛教”，俗称“喇嘛教”，主要流传于我国的藏、蒙古、羌、土、裕固等民族，以及尼泊尔、不丹、锡金、蒙古、哈萨克等国家和地区。

南传佛教是由印度向南传到斯里兰卡并且不断发展形成的佛教派系。在教义上，南传佛教传承部派佛教中上座部佛教的系统，遵照佛陀以及声闻弟子们的言教和行持过修行生活，因此他们自称为“上座部佛教”（Theravada），或可称为“声闻乘佛教”，也即俗称的“小乘佛教”（在这里不含有贬称意义）。南传佛教主要流传于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寮国、印度等南亚和东南亚国家，以及我国云南省的傣族、布朗族、崩龙族一带地区。南传佛教使用的经典语言属于巴利语体系，所以也称为“巴利语系佛教”。

南传佛教流传至今，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现在我们不能够更系统一点地去了解和南传佛教同时或者更晚时期盛行过的其他部派佛教（说一切有部除外），因为他们大多数是在漫长的岁月之中湮灭无闻了，遗留下来的至多是一两部经典论著，甚至只是片言断语。然而，南传佛教不但非常完整地保存了一套巴利语三藏圣典以及许多重要文献，而且这些经典是在斯里兰卡、缅甸、泰国等相当大的地域中唯一不可争辩的权威性著作。在南传佛教国家，我们至今依然还能够看到按照佛陀当年所教导的行为规范一样过着剃除须发、三衣一钵、托钵乞食、半月诵戒、雨季安居等等如法如律生活的比丘僧团，使我们仍然能够亲切地感受到最接近于二千五百多年前佛陀在世时佛教僧伽简单朴素的修行生活。这种特异的文化现象和历史现象，的确令我们感慨万千。

随着历史性原因所造成的大小乘佛教之间的隔阂逐渐被打破，南北传佛教之间的对话日益增多，中国与南方国家佛弟子们的交流沟通不断频繁，使我们觉得很有必要来探讨一下关于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历史传承问题。

一、从南传佛教的渊源方面来看

公元前六世纪，释迦牟尼创立了佛教，为了宣扬清净解脱的教义，转动无上法轮，他的足迹遍及了古印度恒河流域中游广大地区。佛灭当年雨季安居期，上首弟子摩诃迦叶为了使正法久住，由阿闍世王（Ajatasattu）护持，在摩揭陀国首都王舍城召集了五百位大阿罗汉会诵佛陀的教法。会上推举了持律第一的优婆离尊者（Upali）诵出了律藏（Vinaya），由多闻第一的阿难陀尊者（Ananda）诵出了经藏（Sutta），然后进行集体审定、会诵，以师徒口口相传的方式传诵下来。这就是佛教史上的“第一次结集”，又称“五百结集”。

佛灭一百年左右，东方吠舍离城的跋耆族（Vajjiputtaka）比丘在戒律上产生一些分歧，西方长老耶舍召集七百位上座比丘，经过讨论，宣布跋耆族比丘擅自提出的“十事”为非法，摈出僧团，并会诵律法。这就是佛教史上的“第二次结集”，又称“七百结集”、“吠舍离结集”。被驱逐出教团的大多数比丘不满上座长老们的裁决，另外纠集了一万人会诵经律，自成一派。于是教团中逐渐有了“上座部”和“大众部”的分裂。佛教学者把释迦牟尼创立佛教，到部派根本分裂之间的一百多年称为“原始佛教时期”或“根本佛教时期”，把根本分裂之后直到公元一世纪前后大乘佛教的兴起四、五百年间称为“部派佛教时期”。

佛灭二百余年，孔雀王朝（Maurya）第三代王阿育王（Asoka，译作无忧王，公元前272～前232年在位）统一了印度的绝大部分地区，成为印度史上的最大帝国。阿育王是位虔诚的佛教弟子，他经常亲近僧伽，修持佛法，并把佛教定为国教。为了使佛法普及全国各地，他把一些道德训诫和业绩行迹以法敕的形式铭刻于岩壁和石柱上。这些摩崖法敕和石柱法敕成为研究古代印度历史非常珍贵的确切资料。阿育王还经常到全国各地进行佛教巡礼和朝圣，并且设置正法大官（Dhamma-mahamata，又称达摩大臣）管理佛教僧伽和其它宗教事务，并广行布施，用正法教育和保护人民。

根据斯里兰卡史书《岛史》（Dipa-vajsa）、《大史》（Maha-vajsa）和《善见律毗婆沙》（Samantapasadika）中记载：阿育王笃信佛法，广施僧众，于是有六万外道混入佛门，作比丘形，扰乱正法，在首都华氏城（Pataliputta）的鸡园寺（Asokarama）中竟然七年没有举行过诵戒。为了淘汰外道、整顿僧团，阿育王从阿呼杰山（Ahogavga）迎请了目犍连子帝须（Moggaliputta Tissa）长老为上座，在华氏城召集了精通三藏的一千名比丘，举行了第三次结集，历时九个月，会诵了经律论三藏，并编纂了一部《论事》（Kathavattu），广引经典，驳斥了上座部分别说系（Vibhajjavadin）以外的二百五十二个非正统见解。这次大会还作出决定，派出九个弘法使团到国内外各地去传播佛法。其中的第九使团，就是派往师子国（Sivhaladipa，又称兰卡岛 Lavka，即今斯里兰卡）以摩哂陀（Mahinda，又译摩亨德、摩醯陀）长老为首的使团。

关于第三次结集以及派遣弘法使团的记载，仅见于巴利语方面的文献，在北传佛教经典中并没有提及此事，因此有些学者怀疑这些记载的真实程度。在鹿野苑（Sarnath）发现的石柱法敕中，阿育王曾以僧团领袖的身份命令企图制造分裂的僧尼离开寺院和尼庵。在桑奇、伽乌桑比等地发现的法敕中也有类似的训诫，这说明了作为一位虔诚的国王召集一次会议来确定校订三藏圣典、制止僧团的分裂并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另外，在摩崖法敕第5号和第13号中提及的正法大官派往地和传教地，基本上和巴利语文献中记载的弘法使团到达地相一致。近代在桑奇附近发现的比尔沙塔（Bhilsatupa）舍利壶上，刻有“雪山边之阿闍梨迦叶波瞿多”的字样和“马示摩”等的名字，确证了巴利文献中提及的第七使团马示摩（Majjhima）长老以及迦叶波瞿多（Kassapagotta）、图达毗沙那（Dudabhi-sara）、摩利迦提婆、沙诃沙提婆四位长老被派往喜马拉雅山（Himarantapadesa）一带地区弘法传教记载的历史真实性。

巴利语文献记载：公元前三世纪，由阿育王的儿子摩哂陀长老组成的第九弘法使团把佛教正式传入兰卡岛。摩哂陀早年出家，师事目犍连子帝须大长老学习三藏圣典，博学多闻、戒行精严。在他32岁、戒腊12年时，率领由伊提耶（Ittiya）、郁提耶（Uttiya）、桑波罗（Sambala）、跋陀萨罗（Bhaddasala）四位比丘，以及沙弥须摩那（Sumana）、优婆塞般荼迦（Panduka）一行七人组成的使团，于公元前247年渡海来到兰卡岛。当时兰卡国王提婆南毗耶·帝须（Devanampiya tissa，公元前247～207年）和一批大臣首先皈依了佛教，接着又剃度了国王的侄儿阿利吒（Arittha）等五十多位兰卡青年，弘法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国王把御花园“大云林园”（Mahameghavanaya）布施给长老，修筑起“大寺”（Mahavihara，音译作摩诃毗诃罗）供养僧团。这座大寺日后就成为整个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发祥地和弘法中心。不久，摩哂陀长老又邀请他的妹妹僧伽密多（Shavgha-mitta）长老尼从印度带领十位比丘尼来到兰卡，为阿耨罗等五百位女子传授戒法，建立比丘尼僧团。佛教迅速普及全岛各地，成为几乎是全民信仰的国教。

佛教之所以能够非常顺利地传入兰卡岛并迅速发展起来，这固然与作为大帝国王子出身的摩哂陀长老及其妹僧伽密多亲自前往弘法，以及国王、大臣等统治阶层的鼎力护持有密切关系，但更重要的是当时兰卡的文化背景。印度大陆和兰卡岛之间仅隔几十公里宽的保克海峡，岛上的主要居民僧伽罗人就是从印度迁去的雅利安人的后裔。因此，他们在民族、语言、文化、宗教、风俗等方面，都属于印度文化体系。我们知道，当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到越高层次，它往往就会以自己的立场来看待、吸收外来文化；反之，一个发展尚未成熟的文化在受到外来先进文化的冲击时，可塑性就非常高。兰卡岛在佛教传入之前，只存在一些鬼神崇拜和婆罗门教等信仰的因素，但都未形成强大的宗教势力或系统的学说。当佛法以一种高度严密完整的思想体系传到兰卡岛时，很快就被兰卡人民所接受，并逐渐形成以印度佛教为主体的僧伽罗文化。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公元前三世纪传入斯里兰卡的佛教，虽然不可能完全是最早期形式的原始佛教，但却起码是在阿育王时期取得正统地位的、并且由受到正式传统教育的摩哂陀等上座们完整地输入兰卡岛的佛教。

当然，关于摩哂陀长老南传佛法的记载，除了锡兰方面的汉译《善见律毗婆沙》以外，在北传佛教经典中几乎没予重视。于是有些学者怀疑摩哂陀的身份，甚至认为他只不过是从印度传去锡兰的帝释天因陀罗的人化，并且说摩哂陀一人根本不可能把当时还是口口相传的三藏圣典全部传入锡兰。历史并不是光靠猜测或怀疑就可以轻易否定的。在石柱法敕第13号中，记载了阿育王曾派遣传法使团到达师子国王的领地。在南印度阿旃陀石窟中，也发现了一幅《摩哂陀赴兰卡图》的壁画。特别是最近在斯里兰卡摩达迦罗普伐（Madhakalapuva）地区罗萨揭罗（Rassagala）圣地的石洞中发现一则铭刻于公元前二世纪郁提耶（Uttiya）国王时代的石刻铭文，铭文上有两段文字解读为：“为了兰卡岛的昌盛，摩哂陀及伊提耶两位长老莅临本岛，立塔为纪。”这些文物都确切地证明了公元前三世纪印度摩哂陀长老等人来兰卡岛弘扬佛法是不容怀疑的史实。另外，从摩哂陀一行和僧伽密多一行先后赴岛、以及一些经文的记载来看，当时印度大陆和兰卡岛的海上交通是非常频繁的。虽然说全部巴利语三藏是否仅由长老一人靠记忆带往兰卡岛还值得考究，但是从当时的交通条件来说，兰卡僧人在一定时间内接受全部巴利语三藏却是完全有可能的事。

二、从巴利语三藏的传诵方面来看

佛陀在世时，随着信徒队伍的不断扩大，不同地区的人也用不同的方言来传播佛法。当时有两位婆罗门种姓出身的比丘要求佛陀允许用吠陀韵律的雅语形式来记述教法，统一佛经用语，但佛陀却没有答应。他说：“吾佛法中，不与美言为是，但使义理不失，是吾意也。随诸众生，应与何音而得受语，应为说之。”（见《毗尼母经》卷四，亦见巴利本《律藏·小品》、《五分律》卷二六等）为了使佛法普及化和大众化，传教用语是因地置宜的。佛陀在他近半个世纪的说法生涯中，主要奔走于以拘萨罗国（Kosala）和摩揭陀国（Magadha）为中心的恒河流域一带地区，说法的对象包括王族、婆罗门、吠舍、首陀罗等社会不同种姓阶层。佛陀的出生地是附属于拘萨罗国的释迦族（Sakka）城邦。他的母语很可能就是拘萨罗方言。然而，在三藏圣典中，我们并没有发现关于有信众听不懂佛陀说法的记载。因此我们可以推测，佛陀说法时所使用的语言想必就是当时在摩揭陀一带广阔地域内都能够接受的口头语言，就好象今天的北京话和东北、华北广大地区的方言都大同小异一样。当然，我们也不否定它们在发音和文法表达等方面有一定的差异。

“巴利”（Pali）直译为“线”、“行”、“秩序”，在语言上表示“本文”。南传佛教认为巴利语是佛陀当年所说的摩揭陀口语，因此也有“佛经语”、“圣典语”的意思。据我们所知，第一次结集和第三次结集的地点都是在摩揭陀国中举行，第二次结集也是在与摩揭陀国仅有一河之隔的吠舍离国中进行的。“结集”意为集体会诵之义。在几百位乃至上千位比丘齐集一起会诵时，如果没有统一的语言来勘定佛说，情况之混乱是可想而知的。所以此三次结集在语言上必定也应该是采用摩揭陀一带的东方普通用语。阿育王时代的法敕铭文所使用的文字，有很多处都采用属于这种东方语言的普拉克里特语。但是，如果我们把这种摩揭陀方言和巴利语相对比一下，那么，普拉克里特语只是一种半固定形式的语言，而巴利语则是在这种普通语言基础上的确定化，它多少还受到西北印度阿盘提语和犍陀罗语的影响，甚至还带有梵语的成分。当这种语言传到兰卡岛之后，它便变成了神圣的语言，以记诵佛经专用语的姿态出现，而成为圣典的代名词。

公元前一世纪伐塔加摩尼王（公元前29～17年）在位时期，斯里兰卡五百位长老在摩多勒镇（Matale）的阿卢寺（Alu-vihara）举行大结集，并把会诵的律经论三藏及其注疏全部记刻在贝多罗树叶（Patra，简称贝叶，一种棕榈科树叶）上，打破了历代高僧以口口相传佛经的传统，正式开始出现了以文字书写来记载的三藏圣典，巴利语三藏从此也得以完整系统地流传到现在。正如锡兰史书《岛史》第33章中说：“在此之前，具大智慧的诸比丘以口口传诵三藏圣典及其注疏。此时，见到其在众生中逐渐失传之诸比丘就齐集一处，将〔圣典及其注疏〕书写记录成文，使正法久住于世。”

从印度传到西域、汉地和西藏等地的经典都被译成了当地的文字。但是锡兰的情况就有所不同。在阿卢寺举行的结集，是用僧伽罗字母来拼写巴利语，然后才刻写在贝叶上的。当巴利语圣典传入缅甸、泰国、柬埔寨、寮国等地时，这种传统保持不变，因此也相应地出现了以缅文、泰文、高棉文、寮国文等字母音译的巴利语藏经。所以，现在南传佛教弟子在读诵佛经时，都采用巴利语。一位南传佛教学者除了要懂得本国语言以外，通常还必须精通巴利语。假如现在尚存一种巴利文字母的话，这些不同文字版本的经典都可以还原为巴利文原典。

如果把巴利语三藏和汉译的四部《阿含经》及各部律藏作一番比较，我们就会发现，汉译的四《阿含》分别属于法藏部、说一切有部、大众部等部派经典，律藏也流传着昙无德部（法藏部）的《四分律》、弥沙塞部（化地部）的《五分律》、摩诃僧只部（大众部）的《摩诃僧只律》、萨婆多部（旧说一切有部）的《十诵律》、新有部的《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等。而巴利语律经论三藏皆属于上座部分别说系的经典，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组织次第上，都要比汉译的北传译本更具有严密性和完整性，同时也更富有早期佛教的色彩。（当然，北传译本也各有千秋。）

佛教经典常常遭到非难的就是关于口口相传的真实程度。佛教自从创立直到公元前一世纪佛经记录成文，中间经历了四、五百年时间，此间的所有三藏圣典几乎都是依靠师徒相传才得以保存下来的，当然也不可否认在传诵过程中有疏漏和错误的出现。然而，印度民族是一个长于记忆而忽视书写的民族。早在佛世以前，婆罗门教的《吠陀》经典就是通过诵诗咒语的形式口头传诵下来。在佛世时期，已经出现了以专门记诵某一部特殊经典、传承某一种教法的比丘。当圣典结集成型以后，便出现了专门诵习律藏的持律师（Vinaya-dhara）、精通经藏的持经师（Suttantika）、精研论藏的持论师（Abhidhammika）、精通三藏的三藏持者（Tipitaka-dhara）等。《清净道论》第三品记载：有位《中部》诵者勒梵（Reva）长老在修学了二十年禅定之后，仍然能够从头至尾、无一字疑惑地背诵出《中部》的一百五十经。公元402年，东晋高僧法显法师在游学北印度时，说一切有部的律藏都是“师师口传，无本可写”的。据《出三藏纪集》中记载，秦主姚兴迎请能背诵《昙无德律》（即《四分律》）的佛陀耶舍法师来长安翻译。起初姚兴怀疑他的记忆准确性，结果佛陀耶舍能以三天时间一字不漏地背诵出药方户籍四千余纸，使姚兴深为信服。1985年，缅甸仰光有一位名叫帕丹达·维基达沙拉披万萨（Bhaddanta Vicittasarabhivamsa，又作明昆大长老，1911～1993）的大长老，能够准确无误地背诵出有一万六千多页的全部巴利语三藏圣典，成为缅甸史上的第一位三藏持者，并被列入了世界吉尼斯纪录大全。

可以这样说：巴利语三藏圣典的经藏和律藏的主要部分，是阿育王时期由主持第三次结集的目犍连子帝须大长老经过严格校订和整理、并在当时取得了正统地位的上座部分别说系经典（至于三藏注疏，我们尚不敢肯定，因为其中某些部分带有僧伽罗色彩）。当这种具有权威性的圣典经过受到优秀记忆力训练的大德长老们的传诵，我们没有理由来怀疑这些律法和经教在内容上有多大的变异。

三、以上座部僧团的修学精神来看

佛陀在拘尸那迦城临般涅盘之前，曾吩咐侍者阿难陀说：如果出于僧众的愿望，可以废除一些次要的小小戒。佛陀入灭后，僧团在确定何为小小戒的问题上引起一些争议。于是当时最有权威、严格持戒的上座摩诃迦叶长老宣布：“从今以后，佛所不制，不应妄制；若已制，不得有违。如佛所教，应谨学之。”（《五分律》卷三十）佛灭一百年后，吠舍离城的跋耆族青年比丘乖违律制，遭到一批上座长老的反对和摈除，从而初步形成了对传统戒律不满、具有革新精神的“大众部”，和坚持传统、继续过严格修行生活的“上座部”。

佛教初传兰卡岛时，提婆南毗耶·帝须国王建“大寺”供养僧团，成为兰卡上座部佛教的根据地。公元前一世纪，国王伐罗甘巴（Valagamba，公元前89～前77年在位）在王城北郊修建了一座无畏山寺（Abhayagiri Vihara），献给拘比迦罗·摩诃帝须（Mahatissa）长老。原为大寺比丘的摩诃帝须因为私人接受布施寺庙，被大寺僧众判为破戒，依律摈出僧团。他的学生婆诃罗摩苏·帝须（Bahalamassu tissa）带领一批比丘离开大寺，迁往无畏山寺，另成一派。从此兰卡佛教形成了“大寺派”和“无畏山派”。公元四世纪，又出现了“祗园寺派”，形成了兰卡佛教三派分立的局面。

无畏山寺学术气氛活跃，大小乘佛教思想都能在寺中立足，但是大寺派比丘却严格地保持着上座部佛教的传统。公元前一世纪举行阿卢寺结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寺派僧众害怕无畏山寺僧人扰乱正法、篡改经律。公元一世纪左右，印度大陆的“方广学说”传入兰卡，无畏山寺僧人承认并接受了这种大乘思想，大乘僧人可以在里面自由居住和讲学；而大寺派僧人却依据传承下来的三藏圣典，力斥方广学说为非佛说，进行严格的抵制。摩诃森王（Mahasen，公元274～301年）在位时，支持无畏山寺派。他在多方劝说大寺僧人接受大乘思想遭到失败之后，竟强行禁止信众供养大寺派僧人，违者罚钱一百。面对国王的迫害，大寺派僧人表示：为了保持佛法的纯洁，宁可饿死，也不接受方广邪说。大寺派僧众被迫离开王城后，大寺及下属三十六所寺院和佛学院被强行捣毁，并把材料运去扩建无畏山寺。坚持传统的大寺派僧人在此后的上千年时间，始终都同各种思想学派特别是无畏山寺的大乘派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直到公元1165年，兰卡佛教经过波罗羯摩跋诃王（BarakramabahuⅠ，公元1153～1186年在位）的整顿，无畏山寺派和祗园寺派纳入大寺派，终于结束了长达一千二百多年的教团分裂历史。从公元十一世纪到十五世纪期间，以兰卡大寺派为中心的佛教陆续传入缅甸、泰国、柬埔寨、寮国等地，并得到各地国王的大力护持，使上座部佛教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中迅速发展起来，形成了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圈。

在缅甸东固王朝末期，僧团内部因为穿着袈裟的问题引起一场激烈的争论。1708年，敦那村（Tunna）有位名叫拘那比兰伽罗（Gunabhilabkara）的长老规定弟子在进入村落时可以偏袒右肩，被称为“偏袒派”（Ekavsika）。有一部分僧人依据戒律，指出在离寺外出时，都必须披覆双肩，这派僧人称为“披覆派”（Parupana）。两派相持不下，争论持续了二十多年，国王礼请四位博学长老进行调解也得不到解决。贡榜王朝建立之后，这场争论又闹到阿朗帕耶王（Alaung Paya，公元1752～1760年在位）那里。国王支持偏袒派，命令僧人必须偏袒右肩披着袈裟。有饱学长老圣音（Munindaghosa）等两位上座不从王命，对佛发誓：宁舍身命，护持佛陀戒法，尽形寿不舍弃。结果遭国王驱逐出境。1783年，孟云王（Bodawaya，公元1782～1819年）在位时，披覆派引经据典驳斥了偏袒派，获得胜利。孟云王下诏全国：比丘一律不得偏袒右肩离寺外出。这场前后相持了七十五年之久的“着衣之争”终于宣告结束。根据律藏规定：三衣乃佛教沙门标帜，僧人在外出乞食、入聚落之时，都必须通披袈裟，以示威仪庄严；只有在礼敬佛陀、三师和支提时才偏袒右肩。偏袒派僧人注重在教法义理方面的修学，在他们看来，通披袈裟也许属于细枝末节的小小戒范畴，大可以融会贯通，不必拘泥。但对于严守律仪、护戒如眼的“保守”僧人来说，当然不会允许这种漠视戒律的现象出现。从“着衣之争”一例可以看出南传上座部僧人注重戒律的严谨作风。正如《善见律毗婆沙》卷一中说：“毗尼藏者，是佛法寿；毗尼藏住，佛法亦住。”又说：“若善男子，好心出家，律藏即是父母。”在现代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南传上座部比丘们仍然过着挨家挨户托钵乞食、半月半月诵戒、雨季安居、开夏自恣，甚至日中一食、住阿兰若、不捉金银等最简单朴素的原始佛教乞食制生活，这不正是他们视戒律如生命的修学态度的结果吗？

南传上座部佛教分别说系自古以来就自称是上座部传承的正统，之所以被称为“分别说”是因为该派僧人用分析的方法来解说佛法。华氏城结集的目的就是一次严格地审定、校订和精选当时流传于各地的经典以及佛教传说，恢复佛陀真实言教的会议。上座部僧人在维护传统和教法纯洁性方面的精严作风，使我们几乎没有多大的理由可以怀疑和指责巴利语经藏和律藏在传承佛陀教授和教诫方面的可靠性和真实性。

另外，当代南传佛教国家的僧团内部虽然也存在着不同的派别，例如斯里兰卡的暹罗派、阿摩罗补罗派和罗曼那派，缅甸的都达摩派、瑞景派和达伐罗派，泰国、柬埔寨和寮国的大宗派和法宗派等；但是，这些派别在经典、戒律、教法等诸多方面并无分歧，仅是在诸如剃眉、持伞、通披、偏袒、诵经音调等等细节方面存在着一些微小的差异。要消除这些区别、统一各种支派也指日可待。所以，整个南传上座部佛教是非常具有生命力和发展前途的。

纵观整部佛教历史，曾经有多少可以称得上是思想自由、学术气氛活跃的宗派，虽然在接受外来学说影响时不断充实丰富自己、不断变革更新，但后来却往往失去了自己的本来特色、面目全非，有的甚至被历史冲刷乃至销声匿迹。而所谓“保守”、“拘泥”的南传上座部兰卡大寺派佛教，不但没有因为“落后”而被时代淘汰，反而发扬光大乃至整个中南半岛和南亚一些国家，成为这些几乎是上自国王、下至百姓的全民信教国家的精神支柱和文化精粹，近年还为美、英、法、德、日等先进国家的知识文化界所重视、研究和接受，这是不是值得我们每一位佛陀弟子的进一步深思？

主要参考资料：

《南传佛教史简编》 邓殿臣著 中国佛教协会出版

《南传佛教史》 净海法师著 慧日讲堂出版

《印度教与佛教史纲》〔英〕查尔斯·埃利奥特 商务印书馆出版

《南传上座部佛教源流及其主要文献略讲》 叶均 《法音》1987年第二期

作者：林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