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这年，我出生，同年发生的重大事件中，关于圣严长老的事件是这样的。

这一年，圣严法师四十四岁，他正在日本立正大学留学。当时的情况是，台湾这边的法师都在渐渐地振作佛教，但圣严法师却走了一条学术路线，他要去探索汉传佛教将来要发展的真正的方向。

他去了日本，在那里留学。

他的指导老师是坂本幸男博士，他这位指导老师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坂本幸男博士有三位老师，一位是木村泰贤，一位是宇井伯寿，一位是高楠顺次郎，这三位几乎占据了日本当时佛教研究的最高地位。

1973年，坂本幸男博士过世了，追悼会以后，圣严法师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悼念他，恭敬地叙述这位老师的行愿，追念老师的师恩和友情。

老师曾是圣严法师所在大学的校长，早年曾参与《大正大藏经》的编校、《南传巴利文藏经》的翻译，及《日本国译一切经》的译注。

他还是高楠顺次郎等人所指导的佛教文化学术大运动的得力功臣之一，是学者而兼宗教家的难得典范。平生特别重视恩义，每每以日本佛教是受惠于中国而常思回报。

圣严法师在他的文章里这么写：

我来日本已整整地四年了，在这四年当中，所受先生的教导和照顾，特别是精神上的鼓励，实在是太多了。……我敢相信，凡是立大出身的佛教关系留学生，都不会否认坂本先生的谦冲平易，虽有满腹的学问，每皆虚怀若谷，从未见他摆出一副大学者的气势来。

……近代的日本佛教学者，很少有博通三藏的……但是，像坂本先生这样的博士，我在日本住了四年，也是仅见的一位。他从印度原始、部派、中观、瑜伽、到中国的唯识、华严、天台，乃至日本的，凡是属于教理思想方向的，简直无所不通、无一不精。

……他精通梵文、巴利文、英文，汉文与日文，自然更不用说了。他曾经参与《大正新修大藏经》的编校、《南传巴利文藏经》的翻译、《日本国译一切经》的译注。他正好是高楠顺次郎等人，指导着佛教文化学术大运动中得力活跃的功臣之一，所以他也得到了文部大臣的勳奖。

他对学生，并不要求尊师重道，只是把我们当朋友看，到了他的府上，又把我们当作宾客款待。可是，在他的书房里，在四周摆满了书的书架上方，却终年供着上述三位他的老师（木村泰贤、宇井伯寿、高楠顺次郎）的遗像，每天不先敬香，不坐下来翻书本，不先敬香，不离开书房去就寝。

他是一位学者，……可是从他平常的言行之中考察，竟像一位很有修为的僧人。比如说：他曾因我担心到留学经费的来源问题时，便安慰我说：“道心之中有衣食，衣食之中无道心”，嘱我为法求法，勿虑生活无着。并谓“当从艰苦困难之中，培养求法精神。”

当时并未答应为我在必要时，设法解决困难。……去（一九七二）年夏天……又一次地向坂本先生提到这个难题。他告诉我……要是他还活着的话，他会给我设法每年六十到八十万日元。他的目的，不一定是助我个人，而是希望衰微没落甚至即将灭绝的中国佛教，再度复兴起来。

在我看来，像先生这样，念念不忘根本的恩义观念，正是今人之所缺少的东西。先生对于中国学生的特别优惠，也是出于同一的恩义观念。他曾几次向我提起，日本佛教之受惠于中国者，太多了，所以日本佛教徒，不应忘了中国的加惠。我们也就仰仗中国先贤们的遗荫，受到了坂本先生的照顾。（ 敬悼我的指导教授坂本幸男先生 ，《悼念·游化》）

坂本先生于去世前表示，未能亲见法师论文完成，颇以为憾。此前，并曾于致函慧岳法师（立大校友）时预言，法师有获得最高学位希望。（《留日见闻》页九三）

【案】日本文学博士学位颁授与欧美不同。修完博士课程不能马上提论文。在修博士课程的三年之内提出论文，乃是闻所未闻之事。在欧美，视博士学位为某项知识的一个阶段；在日本，则视文学博士学位为一个人在此项学术上的完成点。参见 东瀛来鸿 ，《留日见闻》。

圣严法师与导师在1973年的因缘，就说到这里。

我们看，一位大德的成长，是因为获得前辈大德，在行为、道心、志向上的多种鼓励。尤其是圣严法师没有经费时老师对他的忠告，“道心之中有衣食，衣食之中无道心”，正是我们的参学处。这一对师徒，都是如此重视恩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