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门是否礼敬王者——中国历史上佛教与封建统治之间的矛盾

佛教传入中国之初——汉代，被视为神仙方术的一种，教理行为与中国的黄老方术相通。由于佛教在当时的影响有限，关于沙门（和尚、僧人）是否应礼俗的问题，尚未引起士大夫阶层的更大注意。

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不仅在民间流传甚广，而且由于它依附玄理，在士大夫阶层的影响也日渐扩大。这时，佛教与中国儒家思想行为的分歧也就日益突出起来。沙门是否应礼敬王者，自然而然成为当时社会关注的焦点，并且先后酝酿发展了两场大讨论。一是庚冰任宰相时为维护王权权威而提出沙门应礼敬王者引发当朝的讨论；后桓玄篡位后为巩固统治权力又提出沙门应礼敬王者再次引发热烈讨论。

归根结底，沙门敬不敬王这一问题的产生有以下三个原因：一是历史遗留问题——佛教是一个外来事物，而历代统治者并未明确要求沙门必须礼敬王者。《尚上何充奏沙门不应尽敬》中便有这样的争论，“世祖武皇帝以盛明革命，萧祖明皇帝聪圣玄贤，岂于时沙门不易屈膝?”从历史来看，前朝的皇帝从未决定限制僧人自由，沙门是否需要礼敬王者没有明确的前朝传统，因此发展至魏晋南北朝而受到关注。

二是政治上的动乱所致。晋咸康五年，丞相王导逝世，庚冰入朝任中书监、扬州刺史、都督扬豫充三州军事、征虏将军、假节。当时庚冰受到朝野寄予的厚望，上任后亦不分日夜处理政事，而且提拔后进，敬重当朝贤士，时人称他为贤相。他的为政之道就是大力推行儒家思想，主张佛教僧人必须遵从传统的儒家名教，应当忠于皇帝和孝顺父母，对君主施跪拜之礼。他作为辅政的大臣，从维护皇帝的权威出发，提出沙门应该向皇帝跪拜致敬。元兴元年，桓玄（“篡臣”）攻入建康(今南京)，杀司马元显，自任侍中、宰相等，后自称太尉。在占领南京夺取东晋政权后，下达了欲沙汰众僧与僚属教令，准备整顿佛教，强令佛教徒还俗，为自己称帝封王登基做舆论准备。

三是礼教上的冲突。印度佛教认为，僧人是方外之滨，因此不应受世俗礼节和规范的限制——见君亲免于跪拜；相反，君王大臣、父母兄弟见了出家人必须致敬。而中国儒家传统道德是以忠君孝亲作为核心，并且规定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项基本道德准则。“因父子之教，建君臣之序”，是整个社会上层建筑的基础。佛教讲沙门不敬君亲，与中国儒家的伦理名教大相径庭。

庐山慧远法师为了规避政治的纷争，影不出山，迹不入俗。由于争辩难下，桓玄把所有与王谧诘难的书信与文件一并送到了庐山慧远法师那里，桓玄的来信，便把他推到了历史的前沿。

不同于王谧和其他人的思想，慧远的回答一针见血，直达本旨。为了解决敬与不敬的矛盾，他提出了著名的“二科”说，即“一者处俗弘教，二者出家修道”，慧远从处俗和出家两种情况进行了说明。这样，桓玄为了争取佛教人士的支持，不得不改变自己的初衷。他在元兴二年篡位称帝的当日，为了争取佛教僧众和信奉佛教的朝野人士的支持，降诏允许沙门不必礼敬王者。

在沙门对王者敬与不敬的两次争论尘埃落定后，在《答桓太尉书》内容的基础上，撰写了名篇《沙门不敬王者论》，系统、深入地论述了沙门不应礼敬君王的道理，希望给这种争论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沙门不敬王者论》是在慧远回答桓玄之信的基础上形成的，当初的回信在《沙门不敬王者论》中，被分成《在家一》和《出家二》两篇。慧远作了很大的修改，《在家一》变化很大，论述重心完全改变。后而又扩充了三篇：《求宗不顺化》、《体极不兼应》、《形尽神不灭》。

五个章节的论说看上去独自成章，却有内在的逻辑体系。《在家》以退为进，阐明佛教信徒分为两个部分，在家的信徒与普通百姓没什么两样，必须遵守现实生活中的一切礼俗，《出家》则切中正题，表明立场，出家的沙门不必跪拜王者，这样做并不会冒犯王者，而且可以帮助王者教化百姓。后面的三篇从哲学、神学的角度进一步深化主题，勾玄探微，使慧远的立论合情合理，圆融畅达。这样，关于沙门是否应礼敬王者的争论以佛方的辩论取胜，但在当时的社会政治历史条件下，佛教对于王权的挤压即使保持了可贵的独立性，很大程度上还是沦为了王权统治的工具，这既是社会统治的需要，也是佛教寻求自身发展而迎合权威的唯一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