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立天：笃学尚行 止于至善

2001年，刚刚调任中国人民大学工作的程天权一进学校，就听说了这样一个流传已久的故事。人大复校之后，有一位教授背着黄书包到图书馆看书，从早上7点一直看到晚上7点，20多年如一日。后来图书馆专门给这位教授设了一张办公桌，以免他和学生抢座——当然，故事的主人公就是方立天。他曾对记者笑称：“我不光拿着包，还经常带着大茶杯和小水壶。到图书馆看书的习惯是我到人大工作后就开始的，一直到2005年我的住所搬到人大校外。还要强调一点，人大复校时，我还只是个讲师，不是教授。”

目前来看，退休国家领导人的著作，有类似西方官员的在位时决策的回忆录，也有退休前的工作讲话、文稿，一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社成立于1950年12月1日，社名为毛泽东亲笔题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政治、意识形态书籍的官方出版社。

1978年，人大复校，方立天又回到了久别的校园。那一年，他45岁。物是人非，这个时候的方立天已经不再是学术新秀。他已经是一双儿女的父亲，全家四口人蛰居在不足30平米的筒子楼里，工资入不敷出，年近半百的他依然是讲师。然而这些不如意并没有阻挡方立天的步伐。他取消了所有的周末和节假日，背着书包和大学生一起走进图书馆，看书、备课、写文章。“我在2006年前发表的著作，基本都是在图书馆完成的。”

这一时期佛教研究逐渐恢复，整理佛教典籍的必要性空前突出。方立天和师友一起编辑了《中国佛教思想史料选编》4卷共10余册，成为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国内最流行的佛教资料集。他自己则撰写了《华严金师子章校释》，得到了时任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出版小组组长李一氓的高度评价，将其称作古籍整理的典范。

1983年，人大进行职称评定。方立天提出了一些建议，希望让职称评定更加规范。“这下捅了‘马蜂窝’，本来听说我在副教授的评定中排在前列，但后来名单公布时把我拿掉了，领导找我谈话说起没有评我的原因时也是含糊其辞。”在一些人看来，遭此打击的方立天可能会消极罢工，也可能寻求调动工作，甚至还可能跳楼自杀。“虽然内心感到不公平，但我觉得这是次要的，最重要的还是要有真才实学，把课上好，把科研搞好。”带着这样的想法，第二天，方立天照常背着书包走进了图书馆。

正所谓天道酬勤。1984年，中央提出，要在部分重点大学的文科类专业中选拔一批年轻一点的正教授，推动青年人才的涌现，哲学学科全国一共要评5个。经学校推荐、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审定，方立天从讲师直接晋升为正教授。那一年，他50岁。

两年后，方立天出版了代表作《佛教哲学》。该书成为上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流行最广的一本佛教入门书，许多这一年代成长起来的佛学专家和高僧都不讳言此书的入门之功。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周一良称赞说，中国自此有了“一本真正的佛教入门书”。方立天曾对人谈起过他对佛学的看法：“经常有人问我是不是信佛，我不是一个信仰者，也不是一个宗教的反对者，只是把宗教作为一种客观对象进行研究的一个大学老师。”

宣扬宗教是文化而非鸦片

1964年，中国科学院在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下创立世界宗教研究所，时任所长任继愈想选调方立天，被人民大学极力挽留住。2000年，方立天在中国人民大学创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后又建宗教学系和宗教高等研究院。全国高校目前只此一家。研究所引入一流人才，培养年轻学者，如今，研究所已从建立时的5人发展到拥有专兼职研究人员20人，其中75%是教授，成为被海内外公认的代表国内最高水准的佛教与宗教学研究机构。2003年，他主编出版了《宗教研究》年刊，目前已成为反映国内宗教研究最高成果的园地。

虽终日埋首于图书馆，方立天的研究却无时不关注着时代的风云。自2004年开始，方立天主持的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创办了“中日佛学会议”，每两年一次邀请两国顶级佛教学者就双方共同关心的主题展开讨论，以延续一千多年来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慧命。日本创价大学高等佛教研究所所长菅野博史说，通过对话交流，两国宗教界探讨了如何承担起对各自信徒的教育责任，从而广泛发挥宗教的影响力，促进人类对所面临问题的解决。中央统战部与中国人民大学合作开设爱国宗教界人士研修班，方立天每期都要参加研修班的开班仪式，并亲自为研修班学员授课。

参加过第4期爱国宗教界人士研修班的浙江省佛教协会会长释怡藏，在听了方立天的讲座后说：“方教授大声疾呼，更好地挖掘整理、诠释发扬中国佛学的精华，为构建当代世界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是今日我们宗教学者的重要责任。学者们尚有这样的责任和志向，更何况我们这些佛教界人士？”

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楼宇烈说：“近百年来，我们在学术研究方面唯西方马首是瞻，不能够很契合中国本土哲学和佛教的特点。方先生开辟了一条道路，让中国哲学和佛教学术研究重新回到中国文化的本位上来。”

然而，方立天牵挂的事还有很多。有的学生考上了宗教学系的本科生，却被家里人阻止不让上，“说明还有很多人把学宗教、研究宗教视为‘异类’，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宗教的氛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方立天经常在作报告或公共场合讲话时，呼吁大家不要给宗教扣上帽子，要用正确的心态看待宗教。“社会转型期，宗教发展就会比较快。而我国现在宗教通识教育还不够，很多人还难以真正区分宗教和迷信、宗教和邪教。哲学与宗教是文化的核心，搞文化建设，实际上需要探讨宗教，宗教的本质、历史、价值、功用等等。” 方立天最欣赏“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这句古训。“治学要有正确的立场，维护自己的人格，言论不能哗众取宠，也不能故弄玄虚。”

虽然不是佛教宗派的信徒，但方立天承认，佛教义理探讨安身立命之道，凝结古人深层智慧，对他的生活和思想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我的工作、事业取儒家态度，积极有为，自强不息；生活和名利上则兼采道家、佛教思想——顺其自然，淡然处之，追求一种精神价值，这也是一种不争而争吧。”

九州出版社总编张海涛谈恩师方立天

出入图书馆准时 认同“和谐社会”

——九州出版社总编张海涛追忆恩师

搜狐文化：你对方老师的第一印象是怎样的？

张海涛：第一次见面时，是我在读书的时候。方老师有一个特点，就是每天一早他就进图书馆，中午出来，下午又进图书馆，直到五点闭馆才出来，每日如一。所以我们那时候就会互相讲，这位老师是谁啊？他就是我们哲学系的方老师。大家就对他印象深刻，觉得他研究读书，做学问的功夫很突出。最近我们给他出了一本书叫《方立天讲谈录》，我在前言里边非常详细地叙述了这一段往事，把他称作像在柯尼斯堡的康德，准时地要出门散步。他的时间抓得非常准，365天常年是这样的生活规律。坐着冷板凳一直坚持着，没有更多的活动，就是看书做学问。

搜狐文化：作为方老师的学生，你主要受益在哪个或是哪些方面？

张海涛：他是佛学专家，学问大师，我主要是通过读他的书，从他的学问里受益。包括在做编辑工作的时候，有时遇到难以处理的佛学问题，我就会通过读他的书来解决，这些都让我受益匪浅。

搜狐文化：在他生病期间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张海涛：他生病期间，我们请他吃过一顿饭，那段时间他康复得还不错，饭量也不错。对于我们要为他出版《方立天讲谈录》的事，老师非常支持。

方老师在出版他的讲谈录时很认真，对我们也很支持，我们编的提纲他都很认可，放手让我们去做。在做的过程中，方老师反复强调着一些新的问题，比如说他关心的生态文化建设。他强调：一定要把生态建设以及佛家伦理关于生态建设的重要意义加进去。十八大以后，国家加强五个建设，他讲的佛教的建设和佛教的思想都有重要意义。这对我们都很有启发。所以在最后成书时，我们也按他的要求加上了这些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