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历史：圣武朝的佛教政策

圣武朝期间，长屋王之变、藤原广嗣之乱等政治事件的发生，以及连续不断的饥馑、疫病，都给圣武王权的统治带来了不安稳的因素。神龟六年六月，即长屋王事件发生后的3个多月后，平城宫内以及畿内、七道诸国，即从中央到地方同时举行讲读《仁王经》的法会。前已叙述，《仁王经》是内含护佑王权思想的护国经典，根据学者的研究，奈良时代的仁王会，往往是在王权、国家发生危机之际临时举行，以祈愿国土的安宁。除了《仁王经》以外，《金光明经》、《最胜王经》、《法华经》和《大般若经》等也被视为护国经典，通过定期或临时举行讲读、转读这些特定的护国经典的法会，祈愿佛护佑国家的平安。护国经典的法会举行之际，僧人们所使用的经典的制作与颁布是在国家、王权主导下进行的。例如《金光明经》有多种译本，在日本，《金光明经》成为护国经典以后，地方各国使用的版本也不尽相同，既有北凉昙无识译的《金光明经》，也有隋宝贵集成的《合部金光明经》。神龟五年十二月，朝廷向地方诸国颁布《金光明最胜王经》，每国1部，以此统一地方各国使用的经典版本。

写经即抄写经典、疏等，被认为是一种积功德的行为。天平朝期间，在国家、王权的推动下，开展了大规模的写经事业，其中最为有名的事例即是皇后光明子发愿的一切经写经事业。皇后光明子本人是佛教信仰者，成为皇后以后，利用佛教树立自己的权威。在登上皇后之位的翌年，即天平二年，光明子设置悲田院，并在皇后宫设立施药院，悲田、施药两院都是社会福利性质的机构，用“以疗养天下饥病之徒”，从而显昭皇后的普济广救的形象。

天平六年，在唐留学17余年的僧侣玄昉随日本遣唐使回国，并带回经论5千余卷。天平八年，开始了以玄昉带回的经论为底本的写经事业。这个写经事业是皇后光明子为了供养父母以及祈愿天皇的统治永延安宁而发愿的，历经20年，于天平胜宝八岁结束，所抄写的经文包括大乘小乘的经律论、贤圣集传、别生经、疑伪经、录外经、章疏等，总数约达6500卷。带回唐朝经论的玄昉也受到圣武天皇的重用，直接被任命为僧纲的最高官——僧正。

写经事业中，具体担当抄写经文的是写经生，但写经生并不是僧人，而是字写得好的俗人。写经所是写经生日日抄写经文以及食住的地方，由下层官人管理。写经生抄写完成的经文，要经过校生的校对，若发现脱字、误字，写经生的报酬就要被扣减。除了写经事业以外，造佛、造寺事业也是意在巩固国家和王权的手段之一。天平九年三月，圣武天皇诏令地方诸国各造释迦佛像1尊，胁侍菩萨2尊，并写大般若经1部。天平十二年六月，“令天下诸国，每国写法华经十部，并建七重塔焉”。天平十三年，经历了藤原广嗣之乱的圣武天皇，出于“欲使国家永固”的目的，诏令天下诸国建造金光明四天王护国之寺和法华灭罪之寺二寺，并规定：国家给每国的国分寺的封户为50户，水田10町，国分尼寺也是10町；国分寺的僧人数为20人，国分尼寺为10人；国分寺内造有1座七重塔，塔内放置金字金光明《最胜王经》1部；每月八日，国分寺、国分尼寺的僧143尼，必须转读《最胜王经》，每至月中，诵戒羯磨；每月的斋日，禁止渔猎杀生。然而，诸国的国司对于国分寺的建造并不积极，直至天平十九年年末，有的地方的国分寺甚至尚未开工。为此，天平十九年十一月，朝廷派出官人前往七道的诸国，督促各国的国分寺建造，同时，对国分寺、国分尼寺增加田地，其数量分别是90町和40町，由此，国分寺拥有田地达到100町，国分尼寺为50町。

天平胜宝元年七月，孝谦朝廷规定诸寺院可以拥有的垦田面积，其中，国分寺为1000町，国分尼寺是400町。天平宝字八年十一月，称德朝廷向诸国下达由4条内容构成的“勤造国分寺并禁犯用寺物”太政官符，其中1条的内容是：国分寺的寺封及寺田的地子由国分寺收纳，如果国司要动用，必须听从国师的意见。这一措施意在从经济上保证国分寺的经营。天平神护二年八月，进一步将国分寺、国分尼寺的寺田耕营责任者由国司移向寺院的三纲。天平十五年十月，辗转于迁都之中的圣武天皇发愿铸造卢舍那佛金铜像，宣言要“尽国铜而镕像，削大山以构堂”，以其“天下之富”与“天下之势”造此佛像，并动员所有阶层的人们，哪怕是“持一枝草一把土”协助铸造佛像事业。这尊卢舍那佛金铜像，又称东大寺大佛，其铸造的完成历经多年。在发愿铸造卢舍那佛金铜像不久，圣武天皇在紫香乐宫宣布：为造奉卢舍那佛像，开土建造佛像的寺地，即甲贺寺之地。一般认为，位于滋贺县甲贺郡信乐町黄濑的寺院遗址即是甲贺寺的所在。天平十六年十一月，在甲贺寺举行了开始建造卢舍那佛像体骨柱的仪式，圣武天皇亲自参加，平城京的大安寺、药师寺、元兴寺和兴福寺的众僧会集。此后，由于迁都等事宜，在甲贺的卢舍那佛像铸造事业停止。天平十七年144五月，圣武天皇返都平城京；八月，在大和国添上郡山金里，圣武天皇以袖运土，为佛像的台座加土，重新开始卢舍那佛像的铸造事业。造佛之地是在大和国的国分寺--金光明寺。天平十八年十月，圣武天皇、元正太上天皇、光明皇后行幸金钟寺，点燃1万5千7百余杯灯火供养卢舍那佛，数千僧人参加供养仪式。天平十九年九月，卢舍那佛像的主体开始铸造。

同年，随着铸造卢舍那佛像事业的推进，金光明寺改称为东大寺。天平胜宝元年十月，经过3年的时间、8次的铸造，卢舍那佛像的主体基本完成。其后，天平胜宝元年十二月至天平胜宝三年六月，铸造佛像的螺发966个；天平胜宝四年三月，开始涂金作业，四月，在涂金作业尚未完成的状态下，举行了大佛开眼供养仪式。卢舍那佛金铜像共耗费铜量达739560斤，并且铸造大佛的铜是“西海之铜”。天平二十一年正月，圣武天皇请大僧正行基为其戒师，受菩萨戒出家，法名胜满。同年四月一日，圣武天皇行幸东大寺，光明皇后、阿倍内亲王及群臣百寮随行，在尚未完成的卢舍那佛像前，圣武天皇“北面对像”，由橘诸兄宣读诏词，诏词中，圣武天皇自称为“三宝之奴”。由此，圣武天皇将自己定位在佛与众生之间，其政治性目的是在其权威衰落的背景下，通过佛教秩序进而获得更大的权威。天平期的造佛、造寺事业造成国家对寺院建立、僧尼得度的原有的严格限制政策变得松弛。天平七年六月，圣武朝廷停止了自灵龟二年以来的寺院合并政策，改为督促各寺院不得懈怠寺内设施的修造。天平十九年十二月，敕令诸国，若有百姓情愿造塔，则听任其愿望。同时，得度者的数量也大幅增多。数百人同时得度的现象已是司空见惯，数千人同时得度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例如神龟二年九月，为了

除地震灾异，同时官度3000人出家；天平十七年九月，圣武天皇身体不豫，为祈愿天皇康复，同时官度3800人出家；天平二十年十二月，因祭祀当年故去的元正太上天皇，同时官度僧尼各1000人。得度的容易性导致众多的僧尼中，难免有在修行、学问等方面欠佳之人。天平胜宝六年，唐僧鉴真历经万难抵达日本，翌年，在东大寺设立戒坛院，加强戒律的贯彻。宝龟元年，称德女皇病逝，天智系的光仁天皇的即位。同年十月，于天平宝字八年开始实施的禁止在山林寺院读经悔过的禁令被解除，僧侣的正常的山林修行佛教活动被允许；宝龟二年正月，全国性地停止“吉祥天悔过”之法的举行；宝龟三年三月，设置十禅师制，选出“或持戒足称，或看病著声”的10位禅师，他们的职责是在宫中祈祷天皇的平安；宝龟十年八月，命令诸国报告僧尼籍记载的僧尼的生死、住处，加强国家对僧尼的统制，同时朝廷根据僧尼籍，规定除兼备智慧与德行者之外，其他居住在平安京的国分寺僧尼都要返回本国。光仁朝的佛教政策意在改革圣武朝以来的佛与天皇的关系，重新将佛的位置放于天皇的统制之下。这一方针被桓武朝继承，随着平安京的迁都，奈良佛教走向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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