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历史：空海与真言宗的确立

空海出生于宝龟五年，赞岐国多度郡人（今香川县善通寺市），俗姓佐伯直。15岁时，跟着舅舅阿刀大足，读习《论语》、《孝经》以及史传等，并兼学文章。18岁时，进入大学，学习《毛诗》、《尚书》、《左氏春秋》，博览经史。就在这一时期，有一沙门向空海呈示《虚空藏求闻持法》，“其经说，若人依法，读此真言一万遍，乃得一切教法文义暗记”，于是空海“信大圣之诚言”，弃学从佛，周游阿波、土佐等国修行佛道，“自此慧解日新，下笔成文”，于延历十六年，著成《三教指归》一书。空海在《三教指归》中，引经据典地对比儒学、道家和佛教，最后得出佛教真理胜于儒、道二家的结论，决意皈依佛门。31岁之时，即延历二十三年，空海得度出家。延历二十三年（804）七月六日，以藤原葛野麻吕为大使的遣唐使团的船队从肥前国出发，空海搭乘藤原葛野麻吕所在的第一船前往唐朝留学求法。最澄也是随同此次遣唐使前往唐朝的，不过最澄乘坐的是第二船。八月十日，空海搭乘的第一船抵达福州长溪县赤岸镇以南的海口，但因为从此地去福州的路“山谷险隘，担行不稳”，于是船向福州，十月三日，到达福州。其时，空海为大使藤原葛野麻吕起草了“大使与福州观察使书”，阐述使者的来意。此外，空海还撰写了“与福州观察使入京启”，声明自己的留学期限只有20年，期望唐朝的官员能够让自己早日前去长安，寻求名师。

同年十一月初，空海随同大使藤原葛野麻吕一同从福州出发前往长安城，经过1个多月的日夜兼程，终于在十二月下旬，抵达唐代政治中心——长安城。翌年二月，大使一行离开长安前往明州，踏上回国之途。空海则留在长安，住在西明寺，并周游长安城中的诸寺，历访名德高僧，偶遇青龙寺的惠果和尚。惠果是不空的弟子，兼得密教两大体系——金刚顶经系和大日经系的修法。惠果乍见空海，就含笑欢喜地说：“我先知汝来，相待久矣。今日相见，大好大好，报命欲竭无人付法，必须速办香花入灌顶坛。”于是，空海从师惠果，学习密教。六月上旬，空海入学法灌顶坛，受胎藏法；七月上旬，再受金刚界法；八月上旬，受传法阿阇梨位的灌顶，兼请真言教文，胎藏、金刚两部曼荼罗道具种种法物等。惠果在授法之后不久，即劝空海早日归国，弘扬密教，“以奉国家，流布天下，增苍生福，然则四海泰，万人乐，是则报佛恩、报师德。”在以惠果为师主之前，空海还以罽宾国僧般若三藏和北印度僧牟尼室利三藏为师，学习梵语和教法等。同年十二月，惠果圆寂。空海撰写了惠果的碑文。翌年，实现了留学目的的空海，途经越州归国。

大同元年四月，空海到达越州，收集内外经书；八月，从明州乘船出发回国。十月，空海将从唐朝带回的经律论疏章传记216部，以及两部曼荼罗、传法阿阇梨肖像、法具等物编成目录，上呈朝廷。在《请来目录》中，空海提到“顿教之中，有显有密，于密藏也，或源或派。古之法匠，泳派攀叶。今之所传，拔乎枑竭”，强调其所承的不空-惠果法系的密教是不同于以往的新密教。此外，空海还对比了显教与密教二者的不同，即“夫显教则谈三大之远劫，密藏则期十六之大生。迟速胜劣，犹如神通跛驴；仰善之客，庶晓其趣矣；教之优劣、法之滥觞，如金刚萨埵五秘密仪轨及大辩正三藏表答等中广说”，强调显教的成佛需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其速度仿佛跛驴，而密教则是即身成佛，如同神通，可谓是“顿中之顿，密藏当之”。然而，归国后的空海，似乎并没有马上得到朝廷的重视。大同二年，空海远离平安京，住在筑前的观世音寺，直至嵯峨天皇即位的大同四年。

大同四年二月，空海登上比睿山，与最澄相见，此后二人来往密切。与空海的长期留学不同，最澄在唐期间短暂，而且求法的重心是天台教学，密教只是意外的收获。不过，正如前面所述，最澄回国后，反而是密教更受到朝廷的重视。因此，为了弥补其所承密教的不足，最澄向空海借阅大量的密教经论进行誊抄，并派弟子前往空海门下修得真言秘法。不仅如此，最澄在给空海的信件中，常常落款署名是“弟子最澄”、“求法弟子最澄”或者“永世弟子最澄”等自谦用语，显示出在密教方面，最澄自认是空海的弟子。大同四年七月，依据嵯峨朝廷的安排，空海住锡高雄山寺。前已叙述，高雄山寺也是最澄受到朝廷瞩目的出发点。弘仁元十月，空海上表文“奉为国家请修法表”，请朝廷允许其率领诸弟子，自来月一日起，在高雄山寺念诵《仁王经》、《守护国界主经》、《佛母明王经》等经，修“护国护家”之法。弘仁三年十一月，空海在高雄山寺开灌顶道场，举行金刚界灌顶仪式，最澄由于其在唐时未学真言法，也从比睿山来到高山雄寺，入坛接受灌顶。一个月后，在高山雄寺，空海又举行了胎藏界灌顶仪式，共有145人接受灌顶，最澄及其诸弟子也在其中。由于梵文真言的学习比较难，最澄问空海：几个月可以学得大法仪轨？空海回答：“三年毕功。

”于是，最澄决定先回比睿山，以后再来学真言。翌年正月，最澄派遣圆澄、泰范等诸弟子前往高山雄寺受学真言教法。圆澄等人未修得大法即返回比睿山，只有泰范一人决意留在了空海的门下，不再返回比睿山。

泰范是最澄极其器重的弟子之一，弘仁三年五月，最澄患染病疾，写下一份遗言，在遗言的起始部分，首先就指定泰范为山寺总别当。但是也就在这一年的六月，由于寺内的纷争，泰范有了暂离比睿山之意，曾向最澄请暇。弘仁四年，泰范受最澄之命，与圆澄等同门，前去空海之处受学真言教法。令最澄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泰范决意留在高雄山寺，不再返回比睿山。弘仁七年五月一日，最澄给泰范写了一封信，强调“盖舍劣取胜世上常理，然法华一乘真言一乘，何有优劣”，即空海的真言教学并没有胜出天台教学，劝说泰范能够回心转意，再回到比睿山。对于最澄的这封信，泰范本人并没有回音，而是由空海代笔给最澄写了封回书，予以拒绝。针对最澄的天台、真言二者之间没有胜劣的说法，空海反驳道：“虽然法应之佛，不得无差，显密之教，何无浅深，法智两佛，自他二受，显密别说，权实有隔，所以耽执真言之醍醐，未遑噉尝随他药”。显然，最澄和空海二人不仅在泰范问题上存在分歧，而且在对天台教学和真言教学的基本认识上也是立场不同。最澄曾向空海提出借请《理趣释经》的请求，但是空海断然回绝。在“答睿山澄法师求理趣释经书”中，空海措辞严厉地写道：“显教一乘，非公不传，秘密佛乘，唯我所誓，彼此守法，不遑谈话”，“夫秘藏兴废，唯汝我。汝若非法而受，我若非法而传，则将来求法之人，何由得知求道之意。非法传受，是名盗法，即是诳佛。又秘藏奥旨，不贵得文，唯在以心传心。文是糟粕，文是瓦砾，爱糟粕瓦砾，则失粹实至实，弃真拾伪，愚人之法。愚人之法，汝不可随，亦不可求”。空海与最澄之间的友好关系走向终焉。

弘仁七年六月，为了能在高雄山寺建禅道场，空海上表朝廷请求准允，得到了肯定的回答。弘仁十四年正月，嵯峨天皇将平安京的东寺赐给空海，让其建立密教道场。于是，空海从高山雄寺移居东寺。同年十月，朝廷又明文规定居住在东寺的真言宗僧侣的定员数为50人，并强调东寺是密教的道场，“若无僧者，令传法阿阇梨临之”，“莫令他宗僧杂任”。这一年，旱疫猖獗，年谷不登，平安宫内也是频频发生火灾。十月，在皇后院，空海行息灾之法，三天三夜。十二月，空海又在平安宫中的清凉殿，与大僧都长惠、少僧都勤操等高僧一起，行大通方广之法。此后，空海还在神泉苑行法祈雨。天长元年，淳和天皇任命空海为少僧都。天长七年，空海升任大僧都。承和元年十二月，空海上奏朝廷，请求在每年正月宫中举行的讲读金光明经的御斋会，允许真言宗的僧侣结坛修法。对此，仁明天皇敕令准允，并将密教修法定为御斋会的恒例仪式。承和二年正月，朝廷应空海的请求，批准真言宗年分度者的人数为3人。由此，真言宗得到了与南都六宗以及天台宗相提并论的地位。同年三月，空海于高野山圆寂，终年6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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