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践行“一带一路”的中国旅行家早于唐玄奘230年

在中国，因为《西游记》等文艺作品的传播，唐代高僧玄奘早已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而早于玄奘两百多年的东晋高僧法显，作为“中国西行取经第一人”，其知名度仅停留在知识界和海外。在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尔、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等南亚和东南亚国家，提及中国古人，首先被想起的就是法显！

事实上，法显是中国第一位到海外取经求法的大师、杰出的旅行家和翻译家。著名的唐玄奘西游时27岁，法显已是65岁的老年，在那个年代算是高龄，更需决心、勇气和毅力；且法显是东晋人，早于唐代的玄奘两百多年，是我国赴印度取经第一人，开创了道路、经验和基础；玄奘是经由西域陆上往返的，而法显是陆上丝绸之路的先行者，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先行者。

从旅行家的角度讲，法显西行更艰辛，意义也更大。他的旅行笔记《佛国记》也是中国南海交通史的巨著。

崂山的法显像

为求戒律铁肩担道义

法显生活的东晋十六国时期，五胡乱中原，“是中国社会大动荡、大战乱的时代，也是佛教东传进入中国后大发展大流行的时代，是各民族大融合的时代，又是中外文化交流较为活跃的时代。”

鲁迅先生说，法显，空前之伟人，中华之脊梁骨。

和许多高僧一样，法显也是苦孩子出身，俗姓龚，约公元334年生于平阳郡（山西临汾）。曾有三个哥哥都夭折了，父母担心他也养不活，就把他送到寺院。后来，他父亲去世后，叔父希望他还俗回家奉养寡母。但法显回绝说自己并非因为有父亲才出家的，他没有还俗，反而在20岁上受了比丘大戒。

东汉时期，佛教经西域(敦煌西北之外）传入中国，教义、教理、教规、教律等佛典很有限，全是都是新疆地区少数民族僧人口述相传，没有书面文字，失真不确，乖谬错误。形成“一个和尚一个师，一个和尚一本经”的局面，不满此现状的居士或僧人也曾西行求法，但在法显之前，真正到达印度的中国求法僧人几乎没有，都是仅到西域为止。

法显常慨叹律藏残缺，誓志寻求。他认为，以真经为据，有律经可遵，佛教才有可能在中国存在和发展下去。他担此重任，于东晋隆安三年(公元399 年)，以65岁的高龄，与同修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从长安出发，前往天竺（印度）寻求戒律。

途经“上无飞鸟、下无走兽、没有路径，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的大沙漠，翻越壁立千仞、临之目眩的葱岭（帕米尔高原），艰辛可以想见，途径了30余国，历时14载。西行途中，不断有人加入进来，也有人半途折返，或病死他乡，或滞留不归，前后共有10人。后来，又增加了一个慧达大师（刘诃萨，拙作两篇记述刘诃萨事迹：1旷世文化巨人策划兴建莫高窟，留下大量传奇过往:2阿育王发愿建8万4千塔，有一座在宁波被高僧指认），最终只有法显一人，百折不挠，坚韧不拔，夙愿得偿，携经而归。

老僧思念故国怆然涕下

义熙六年（410年），法显来到狮子国（斯里兰卡）。狮子国是意译，在《大唐西域记》被音译为僧迦罗国。最早这里没有人烟，后来商人贪图此地盛产宝石，于是聚居成国。国王笃信佛法，佛教非常兴盛。

法显住在王城的无畏山精舍，求得了《弥沙塞律》、《长阿含》、《杂阿含》以及《杂藏》等四部经典。

还瞻仰了佛陀圣迹和各种遗迹，阿育王时期传来的佛牙舍利、有纪念佛来此化恶龙的大塔、前王从印度中国取来的贝多树。听到天竺道人诵经，讲的是佛钵。法显很想抄写这部经，但是道人说只是口诵，因此没有能写成。

他只身在狮子国逗留了两年，形影相吊，心里无限寂寞。一天，在无畏山的寺院里，法显看到玉佛像旁边有来自汉地商人供养的白绢扇，那精致的做工和唯有苏杭才有的素绢，一看就是故国之物啊，已经离开祖国12年的法显油然而生思念之情，多年的漂泊，孤寂与艰辛磨砺他的情感，饱经沧桑的老僧，当着众人禁不住潸然泪下。

至今，斯里兰卡还有法显当年工作和生活的遗迹，无畏山、法显村、法显洞、法显寺的故事，在当地家喻户晓。很多中国人都是通过斯里兰卡留学生那里知道法显其人其事的。

译作对佛教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411年，法显搭乘商船东归。

目的地是广州，但途遇风暴，海上漂泊三个月后，到了一个叫“耶婆提国”的地方。有法国学者认为法显到达了墨西哥，是发现美洲大陆的第一人。当然，这种说法无法证实。在那里停留了五个月后，继续出发。然而又再次迷失航向，随风漂流，不想到达了青州长广郡牢山（青岛崂山）。

遇到风暴时，在最绝望的情况下，船上的商人们迷信，曾动议将法显推下海去。幸好一个中国施主阻挠，说汉地皇帝敬奉佛僧，如果胆敢加害，船到岸后必被治罪。经过九死一生，终于回到了中国，完成了西行壮举，此时法显已是78岁髙龄了！

法显本想回到长安，未果，转向南到东晋都城建康（今南京），最后圆寂于江陵（荆州），春秋八十有六，时为公元423年。

在临终前的七年多时间里，法显一直在外国禅师配合下，抓紧翻译佛典，开创了把佛教经典直接从梵文译成汉文的先河。以往的汉文佛经都是从天竺经由西域再转到中原，都是二手翻译，讹误和缺漏多，非常不准确。

共译出《摩诃僧祗律》、《泥洹经》、《杂阿毗昙心》、《大船尼戒本》等经典，共六部63卷，计一百多万字。其中《摩诃僧祗律》也叫大众律，为五大佛教戒律之一，对当时中国的僧伽而言，犹如及时春雨；对后来的中国佛教界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延用至今。

著作对佛教史学和交通价值重大

在紧锣密鼓译经的同时，法显还将西行见闻写成传记《佛国记》。这是一部不朽的世界名著，在世界学术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虽只有9500多字，是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极为重要的历史文献。

《佛国记》是史上首次将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尔、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等国家记载到文本中。古代天竺不设史官，当代印度人要了解古印度史，法显的《佛国记》和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是绕不过去的必读物。即便西域的鄯善、于阗、龟兹等古国（今新疆），因湮灭已久，传记无存，也要靠这两部佛教笔记弥补史书。

梁启超说：“法显横雪山以入天竺（印度），赍佛典多种以归，著《佛国记》，我国人之至印度者，此为第一。”印度史学家说：“如果没有法显、玄奘的著作，重建印度历史是不可能的。” 季羡林说：“所有研究印度古代史，特别是笈多王朝时代的历史的学者，不管是印度的，还是其他国家的，没有一个不引用《法显传》的。”

《法显传》就是《佛国记》，还叫《法显行传》、《历游天竺纪传》、《佛游天竺记》等。 作为佛学和史学的双料经典，详尽地记述了印度的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因而后来被佛教徒们作为佛学典籍著录引用，至今还被南亚和东南亚这些国家的寺庙珍藏。

《佛国记》也是中国南海交通史的巨著。早在东汉时期，中国就与印度、波斯等国有了海上贸易，而史书上却没有航海和船舶的具体记述。《佛国记》系统而详细地描述了信风和航船资料，成为中国最早的记录。

1600年来，《佛国记》被翻译为英、法、日，印度文等多国版本，为中外文化交流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