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得解脱，先从认识“我执”开始

解脱是基于人生受到烦恼的骚扰、苦难的逼迫,人在烦恼苦果中感到呼吸困难,身心分离,人生意义的虚无,因而迫切需要在生命的自由自在中肯定自身。基于对生命的热爱和护持,对人生终极价值的追求,对精神家园的渴望,人们迫切需要从烦恼、从苦难中解脱出来,重新安顿身心,获得自由的生活。

中国的儒家讲求“穷理尽性以至于命”,道家讲求齐物道遥,佛家力求解脱自由,都是人类在寻找生命真相的过程中,显示人生理想的生活方式和终极意义。

“解脱”的佛语意思是解除烦恼妄想的束缚,脱离生死轮回的痛苦,获得自由自在的生命。“解”就是离断系缚,断除烦恼、生死;“脱”就是在空悟的智慧中,在体证的涅槃境中,生命得以直接呈现,获得自在。使人产生解脱的原因是烦恼苦果的系缚,但真正追问下去,让人不得自在、不能自由的,除了烦恼扰乱我们的心灵,苦难逼迫我们的生命外,更深刻的是由于有法我二执的限制。

法执就是对空幻不真的法(现象)执而不舍,以为它是实有的。我执,有两义,一是分别我执,“我”由此分裂开来,主体的“我”执取客体的“我”,“我执”兼涵“执我”,真我丧失,“我”完全沦为一种法,被紧紧抓住,拖入“我是谁”的无穷追问里,“我”因而被束缚住、压迫住,完全被客体化了,这是一个高度异化的“我”、疲倦的“我”、虚假的“我”。另义是俱生我执,“执”与“我”是同一的,“我”在“执”的天性里或者在永不停息的执取活动中表现出贪婪、占有、摄取的本性,这是“我”的悲剧,也是人生的悲剧,一切的烦恼、苦难和无明都由此化出,且“我”在“执”的无尽活动中被“执”束缚住了、虚无化了。当这一根本我执沉醉在“执”的活动中的时候,它导致的最大悲剧是把第七识末那识执取，第八识阿赖耶识所形成的自内我体作为生命的终极、本原和无限,以为人生的意义就是执他为“我”,就是自私自利。

但其实第八识阿赖耶识的本原生命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大流,是无限,是永恒,是彻尽天边也没有尽头的宇宙洪流。因此,所谓生命的意义，人生的意义就是要以小我融入大我,以有限投入无限,空除我执,离却烦恼,了脱生死,超渡苦海,最终证成“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涅槃生命。

如何消解我执法执?自然最根本的是以空悟的佛家智慧来消除二者。

第一以缘起论的空观,消解我执、法执的实有。在世间,法与我都是虚假不真的,我执、法执在幻有的人生中也是虚假不真的活动,因此,人必须追求万法的真相、生命的真我。

第二必须生起出离心。人在尘世间既然是空幻虚无的,就必须生起出离心,超脱烦恼苦果的囚牢,追寻宇宙的真相、生命的真我。

第三以般若智斩断无明根,成就大乘佛果,把自我与真我,出离心和平常心,精神解脱和社会参与统一起来,圆融起来,这才是真正的解脱。

我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这是人对自身本源和命运的追索。人的规定始终与自身的命运连在一起,这一命运的核心就是寻找生命本源和精神家园。人被系在这一因果链上,在无穷的追寻中,总想找到自身的本质,水恒的存在。与此相关的是,人把自身的命运安排,本质存在,生命的本源和人生的意义转化为“我是谁”的反问。“我”作为一个类的存在,它的共同本质是什么?“我”作为一个个体的存在,与他人区别开来的特质是什么?“我”作为一个超越的存在,它的永恒本质是什么?“谁”总要对这三重“我”进行没有穷尽的回答？

佛家在回答“我是谁”这一问题时具有双重的思考,在生命的实践中有两重工夫。佛家承认追问“我是谁”是对人类自身命运、生命存在的关切,是对现实的“我”进行本质的、超越的追问。人必须弄清自己是什么,必须弄清楚“我是谁”,这是人类自身关心宇宙生命的根本,也是人类从凡俗生命走向圣贤生命的起点,它要人超凡脱俗,要人否定自身,甚至要人在追问“我是谁”的过程中产生沮丧、惶惑、虚无感,只有这样,崇高之我、伟大之我、自在之我才会显露出来。

追问“我是谁”也同时是追问“我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生命的终极追问把人从现世的存在扩展到过去世和未来世的存在,只有当觉悟到生命是在三世中常流不断的,才能体会到人生意义的某种永恒性。这即是在反复告诫我们,生命不是一个停留,生命是恒动。本源的生命,真正的“大我”是永不枯竭,永无滞塞的;这同时也是否定尘俗生命的短暂性、枯滞性,如果有人抓住生命的表面现象不放,在红尘中打滚,在物欲中满足、停留,那么他的生命是虚无的随着花谢而凋,随着叶落而枯。

佛家的智慧进一步认为,人最终要与生命的本源合，那么人必须证得涅槃的生命,证得佛的生命。在这一圆满的生命境中,必须彻底消除“我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和“我是谁”的追问。因为“我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及“我是谁”的追问在把“我”导向永恒的生命存在的时候,其实他是执著不已的。不仅执著于“我”的现实存在,与现实有巨大的分别,面且执著于所谓的崇高、伟大和超越,这就是在肯定自私自利的“我”,肯定一个个体生命的存在方式和存在境界,并没有化入真正的生命洪流中,化入涅槃境的空明中,化人佛陀的圆融生命中——那个“我”不过是一块坚不可摧的顽石,与终极生命何涉?

因此,元来禅师曾作《净土偈》数诗,要以“无”来彻底消除“我是谁”的发问。其一云：

净心即是西方土,念佛声消“我是谁”。彻底掀翻“谁”字窟,三家村里活阿弥。

以“无”消解“我是谁”而成就的生命境界,从元来禅师的诗看来是“活阿弥”的阶段。当“谁”的陷阱被彻底掀翻后,“我”处在“活阿弥”的空明中使自我与真我合一。“自我”具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向真我升华,一种是在现实中安顿身心,当真我与自我合一,这时人生的关键依然是在“自我”中表现,不过这时的“自我”不是在对象中表现,而是在空明、圆融的境界中表现,人的现实活动以及人生的意义都在这一境界中涵摄着、沉潜着、流动着。

由此可推导出,出离心和平常心,精神解脱与社会参与也是应该统一的、圆融的。出离心就是心性与现实人生没有分别，对待一草一木,搬柴担水都有大道。马祖道一禅师认为平常心就是“无造作,无取舍,无断常,无凡无圣。”在平常心中,出离心总是已然融入其中的;抛开平常心而仅作出离心,并非正道。有神灵情结和英雄情结的那些人,往往不肯在平常心中展现生活的伟大、崇高和永恒,他们不但丧失了真我,而且也丧失了自我,他们追求的是一个外在于人的生命雕塑,他们需要的是被瞻仰,被崇拜,被注视。他们害怕的是平常,从而也害怕出离;但他们需要的仍不过是凡俗的肯定,从而被烦恼苦果紧紧缚住。

没有融人出离心的平常心,是不真实的。南泉普愿说自己来世要到山下作一头水牯牛,这就是在豁达、空明中真正开悟了生命的自由价值,也是在平常心中真正融入了出离心。试问一个老是想成就个人生命伟大,想被众人顶礼膜拜的人,他愿意来世做一头水牯牛吗?没有出离尘俗的挂碍,没有解脱我执的系缚,是不可能有真正的出离心和平常心的,也不可能真正达到自在自由的生命。

出离心与平常心的统一,要求把精神解脱与社会参与统一起来。《华严经》就说:“诸佛解脱,当于众生心行中求。”《净名经》也说:“如来解脱,当于众生心行中求。众生即菩提,不可复得。

众生即涅槃,不可复灭。”佛不能与众生分离,个人不能与社会分离,精神解脱与社会参与是统一的。宋代的高僧契嵩就认为要把治心与人的实践活动联系起来,解脱就在日常具体的生命活动、社会活动中。宋代智圆禅师则直接把佛儒统一起来,使人的生命活动介人修齐治平的事功中。近代,太虚大师发动的“人间佛教”运动,更是把解脱之心推到人生社会的方方面面。

由此看来,佛家叫人生起出离心,求解脱,并不仅仅是个纯粹的精神问题,更不是阿Q的浪漫幻想,而是在空明中替人的身心打算,寻求终极的生命自由。这种自由在大乘佛学和中国禅宗看来,它必须表现在具体的生命活动中,表现在烦恼的人生中,表现在日常的琐碎事务中,表现在热情的社会参与中。只要人在具体的人生社会实践中仍然悟道,保持无执、空明的心境,那么人的自由和解脱不但没有耽误,而且成为一积极、现实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