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佛教盛行，唐朝就有“泉南佛国” 之誉
发布时间：2023-08-12 04:05:23作者：大众学佛网泉州佛教盛行，唐朝就有“泉南佛国”之誉。宋朝著名的理学家朱熹对泉州有“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的赞语。
泉州佛教兴盛的表现，一是寺院众多、名僧辈出。
两晋南北朝时期，战争连年不断，广大人民生活极其痛苦，为佛教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方便条件。西晋末年，爆发了诸王混战，南方较为安定，中原一部分土族和大批劳动人民南迁，他们不仅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工具，而且把东汉时传人中原地区的佛教传播到泉州。晋太康九年(288年),在当时闽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安丰州九日山附近建造延福寺，之后寺院和僧侣不断增加。
隋唐五代，特别是五代时，泉州佛教迅速发展，其原因正如黄瑀所指出：“五季迭兴，偏方离析，全闽之地，王氏得而有之。干戈相寻，略不休息。将佐晚年，悔于屠戮，争建祠宇，尽刈膏腴，求为福田。僧徒日炽，甲于天下.”①许多战场建寺庙以超度亡魂，如泉州的玉泉广济院。五代时留从效与朱文进交兵于此，杀伤甚众，留从效遂即其地作数区葬之，名千人冢，复建广济院以荐冥福。
闽王氏据泉州，好谈佛理，优礼僧人，“遣官弓量田土，定为三等，以膏腴田地尽入寺观，民间乃得其硗窄者，先后如王延彬、陈洪进诸家多舍田入寺，顾窃檀施之名，多推产米于寺，而以轻产遗子孙，故寺田产米比民业独重焉。”留从效于后周显德年间（955一959年）“以别墅南园为寺，号南禅，舍田庄九百石，并以毁废的招庆院之产业归南禅寺。
宋元时间，随着泉州海外交通的发展，经济繁荣，佛教得到进一步发展，寺僧剧增。开元寺历五代至来，旁设支院122所，元合为一寺，寺僧“食常万指”。宋乾德年间（963-968年）陈洪进增建延福寺，“支院故有五十余区、僧侣亦不在少数,北宋太宗期，泉州度僧过滥，到至道三年（997年）“已度数万余籍,未度者犹有四千余。”宋代泉州开元寺原额田分布于晋江、南安、惠安、同安、安溪、永春以及仙游、莆田、龙溪、长泰等。
元代泉州寺院在全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延祜三年（1316年）亦黑迷为仁宗皇帝、皇太后、皇后祝寿，同时为自己及家人祝福延寿，在全国选定百所寺院“各施中统钞壹佰定，年收息钞，轮月看三乘圣教一藏。其余寺院、庵堂接待,或舍田施钞，看念四大部、《华严》、《法华》等经，及点照供长明灯”。其中泉州路有大开元万寿禅寺、开元寺、承天寺、崇福寺、光孝寺、北藏寺、水陆寺、法石寺、延福寺、积善寺、西禅寺、香积寺、招福寺、封崇寺、白沙灵应寺、明心寺、泉州寺17所。：“泉州佛教兴盛表现之二是佛教文化发达，僧侣在中外科技文化交流中起了促进作用。
一佛典译传与佛教友好交往
泉州海外交通发达，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佛教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传播，既有外国僧人到泉州弘法、求法，也有泉州僧人到外国弘法、求法。
最早来泉州弘法者当推南朝时印度高僧拘那罗陀。他应梁武帝之请，从扶南泛海到广州，然后到南京（建业）。江西、江苏，后到南安丰州延福寺翻译《金刚经》。宋晋江人曾会撰的《重修延福寺碑铭》云：“古《金刚经》者，昔天竺三藏拘那罗陀，梁普通中泛大海来中国，途经兹寺，因取梵文，译证了义，传播至今，后学赖焉。”
唐朝来泉州弘法的印度高僧智亮，侨寓开元寺。因他四时都袒一膊，故称“袒膊和尚”。后移居德化戴云山。
北宋雍熙间(984—987年)天竺僧人罗护那航海到泉州，在城南建宝林院，这是外国僧人在泉州建的惟一的佛教寺院。
泉州僧人到国外弘法的有唐泉州超功寺僧昙静。据日僧元开所著《唐大和尚东征传》记载，随从鉴真渡日弘法的14位弟子中有泉州超功寺僧昙静。昙静在日本担任传戒师，对佛教在日本的传播起了一定作用。
明清时期，泉州僧人赴日弘法的有木庵性滔，他是隐元弟子，到日本住长崎福济寺，后为日本黄势宗第二代祖师。他增建万福寺，在江户开创瑞圣寺，计开创寺宇10所，对传播黄檗宗化交流中起了促进作用。
悦山道宗，泉州人，历住长崎崇福寺、大阪舍利寺，后为黄檗山第七世祖；雪堂、东岸，泉州人，住长崎崇福寺；圣垂方炳（独文)泉州开元寺僧，应长崎福济寺之请赴日，住该寺，后为周刚勇十一世祖；喝浪，泉州人，应福济寺之请，到日本住持该寺；大鹏正回，泉州开元寺僧，应长崎福济寺之请住持该寺，后为黄檗宗第十五世、十八世祖。。日本长崎福济寺，俗称漳州寺，亦称泉州寺，原为在长崎的漳州籍船主创建，延请泉州僧人觉海为开山。晋江安平人蕴谦戒琬顺治六年(1649年）赴日住持福济寺，并改造扩建该寺，被尊为福济寺的重兴之祖。之后，住持福济寺的住持多为泉州府人。第二代住持慈岳定琛，永春人；第三代住持东澜宗泽，永春人；第四代住持喝浪方净，泉州人；第五代住持圣垂方炳，安溪人;第七代住持大鹏正鲲，晋江人。
泉州僧人智宜，慕义净之举，唐末沿陆上丝绸之路，渡流沙到印度求法，于后梁开平元年（90午年）五月回到开封，进献辟支佛骨、梵本贝叶经等。
外国僧人来泉州求法的主要是日本和朝鲜僧人。
唐末五代高丽僧玄讷来泉州求法，为雪峰义存门徒，泉州刺史王延彬在泉州西门外北峰乡福清寺以居。玄讷在福清寺驻锡30年并圆寂于该寺。宋朝日本僧人庆政侨寓泉州，并从泉州带回福州版大藏经。
二佛教文化艺术交流
宋朝时日本僧人庆政侨居泉州，于嘉定十年（1217年）回国时，带回福州版大藏经，还从泉州带回“南卷文字”的波斯文书,这对日本译经事业和中国印刷术的传播起了促进作用。
日本宫内厅图书寮所藏福州版大藏经的《大涅槃经》卷33的版心中有“日本国僧庆政舍”的题记，在《大方广佛华严经》卷23的版心有“日本国僧庆政舍，周正刀”的题记，又《大般涅槃经》卷的版心中有“日本国僧行一舍版十片”的题记。高山寺旧藏的《波行文书》的前言中写有：“此是南蕃文字也,南无释迦如来，南无阿弥陀佛也，两三人到来舶上望书之。尔时大宋嘉定十年丁丑于泉州记之。
泉州海商为高丽雕造经版。宋元祜二年（1087年）泉州海商徐戬，先受高丽财物，于杭州雕造《夹注华严经》等2900余片，用海舶载去交纳。
在泉州开元寺东西塔、洛阳桥南北端的金刚宝塔、九日山舍利塔、关镇塔等宋代建筑刻有兰查体或悉昙体梵文咒字字和中文六字真言。泉州梵文石刻是中印佛教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
五代泉州招庆寺僧静、筠二禅师编的《祖堂集》是现存最早的禅宗灯录，高丽高宗三十二年(1245年）《祖堂集》十二卷被收入高丽版大藏经，其版现藏于韩国伽耶山海印寺。《祖堂集》自宋以后即在中国失传，朝鲜海印寺的藏本直到近代才被发现，它是研究中国禅宗史和禅宗在朝鲜半岛传播史的珍贵资料。
泉州开元寺镇国塔的墓座雕刻的佛传图，故事大都取材于古印度，但图画人物和周围环境全部汉化，是中印雕刻艺术相结合的的产物。
泉州的雕刻家在日本雕刻许多佛像。同安人方贵峰（号三官）应邀到长崎造像，崇福寺的佛像,韦陀像，福济寺的佛像都是他雕塑的。泉州安海人范道生，字石甫，到长崎雕塑崇福寺的佛像、十八罗汉像，福济寺的佛像，万福寺的佛像、十八罗汉、观音、弥勒、达摩、韦驮像等。
建筑方面的交流，如塔，或称辜堵波或浮图，用以藏舍利和经卷等，平面以方形、八角形为多。
塔起源于印度，随着佛教传入中国，这种建筑形式也传入中国，其用途由贮藏舍利、经卷，扩大为表彰功德、作纪念、为众生荐福和江海上的航标等。泉州著名的石塔有泉州开元寺镇国塔、仁寿塔，石狮的关锁塔（俗称姑嫂塔）、六胜塔（俗称石湖塔）等。
日本黄檗山万福寺、长崎唐三寺以及各地修建的黄檗宗寺院，均由渡日的中国僧人设计并监督施工，采用中国明清建筑式样。崇福寺的三门是在中国雕成后，运到长崎安置的。
黄檗宗僧侣渡日时，多携名家一书画，日本宇治黄檗山万福寺成为明清珍贵书面的美术馆。黄檗宗高僧隐元、木庵、即非三人被日本称为“黄檗三绝”；悦山的书法有“书悦山”之称；大眉、慈岳、东澜善草书；大鹏善写意画，尤善画竹，也长于篆刻，著有《印章篆说》流传于世；喝浪擅长墨画等，他们对日本书的画艺术的发展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陶瓷与人类生活关系密切，中国的制瓷技术也是通过中外文化交流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南宋嘉定六年(1233年),日人加藤四郎随禅僧道元入宋，到福建德化学习制瓷技术，回国后在濑户烧制，为日本制瓷技术开辟了新纪元。
军持，原为印度佛教徒用以贮水饮用和净手的水瓶，早在公元4世纪传人我国和南洋群岛，在晋朝法显著的《佛国记》中有详细的记载。在泉州，唐代开元寺僧文称使用过军持。宋元时期，东南亚等地穆斯林广泛使用军持。为适应这种需要，晋江磁灶和德化等窑大量生产军持外销，体现了宋元时期泉州与东南亚地区的文化交流。
中国丝绸的外传，一是通过商人运载出去，二是佛教徒出国求法取经带去赠送，如，“运期以京还达交趾，告诉道俗，蒙赠小绢数百匹”.这样把中国丝绸传到国外。中国丝绸的外传对世界文明有重大贡献，在改善当地人民服饰的同时，也促进了我国丝绸业的发展。中国的茶树是由日本入僧荣西带回日本肥前种植，然后向其他地区移植的，荣西还写了《吃茶养生记》此后饮茶之风广为流传，成为日本人民的生活习惯。(《法音》2000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