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佛祖悟道后一路向西走了200多公里，来到印度教圣地瓦拉纳西（Varanasi），在郊外的一个养鹿场首次开坛讲道，传播佛法。后人将此处称为鹿野苑（Sarnath），是仅次于菩提伽耶排名第二的佛教圣地。　　去瓦拉纳西最好的办法是搭火车，但车票早就卖光了。“印度人通常会提前3个月就把火车票买好，像这样的热门线路早就没票了。”旅行社的人对我说，“你只能先坐出租车去距离最近的伽耶镇（Gaya）火车站碰碰运气，兴许有剩票。”　　在印度做背包客，火车几乎是唯一的交通工具。这个国家只有很少的几条高速公路，远距离交通几乎全靠铁路。印度的铁路系统最初是英国人投资建起来的，从1840年动工到1947年印度独立为止，英国人把印度变成了一个拥有世界第三大铁路系统的国家。

马克思曾经预言铁路将迅速把印度从一个农业国转变成工业化国家，但他的预言没有实现。事实上，印度几乎是所有具备发达铁路系统的国家当中唯一没有实现工业化的国家。　　印度火车票是出了名的难买，新德里和瓦拉纳西等热门地点有专门供外国人使用的售票厅，会有适量的特供票留给游客，但伽耶镇就没这个待遇了。我和大家一样排队买票，体验了一把普通印度人的生活。印度售票员的出票速度出奇的慢，平均每个人要花10分钟，购票者不但要出示证件，还必须填一张申请表，家庭住址、电话号码什么的都要填，差一项都不行。另外印度人非常喜欢加塞，售票窗口永远围着一大堆人。好在他们不喜欢动真格的，只要我上前阻止，加塞者一般都会主动走开，避免和我发生正面冲突。在印度仅次于菩提伽耶、排名第二的佛教圣地鹿野苑
　　这里还有一个女性窗口，其实就是专为妇女留出的排队之处，让她们避免和男性发生身体接触，但仍然还得跟男人们抢位置，并不优先多少。后来我才意识到，这件事恰好说明了印度妇女遭受的性骚扰有多么严重。　　排了两个多小时队后，我终于买到了一张卧铺票。印度没有动车，火车最高时速不到100公里，再加上停车频繁，有效时速不超过50公里，与30年前的中国差不多。印度的卧铺车厢格局和中国的很相似，但比中国的宽一些，过道一侧还能再安排两个竖着的铺位，也就是说每个单元要睡8个人，再加上经常会有买不到卧铺票的人偷偷过来蹭地板睡觉，印度的火车车厢比中国的更拥挤。另外，印度火车上的小贩特别多，几乎每时每刻都有卖各种零食的小贩吆喝着走来走去，乘客几乎没办法休息。　　印度火车还有一点和30年前的中国很像，那就是各种身份的人都不得不聚集在同一个空间里。我在印度旅行的过程中曾经和农村妇女、普通工人、大学生、国家机关干部、小职员、公司老板、高等法院的律师，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游客们分享过同一个车厢，这是因为大部分印度人可选择的公共交通工具非常有限，除非是巨富或者政府高级官员，大家在这个问题上一律平等。　　200公里的路程，火车开了将近5个小时才到。瓦拉纳西火车站非常混乱，游客要和神牛野狗抢道，站台上到处是嚼槟榔后吐的口水印，铁轨上随处可见人畜的粪便和各种塑料垃圾，发出阵阵恶臭。　　我在市中心找了家旅馆住下，却又被鞭炮声和喇叭声吵得睡不着。原来楼下有人举行婚礼，亲朋好友们簇拥着花车在街区转悠，旁若无人地大声喧哗。印度的大街上随时随地都可以见到各种宗教或者民俗仪式，对于游客来说这是印度吸引人的地方，但同时也说明这个国家的老百姓没有公德心，分不清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区别。比如，我访问过的大部分印度家庭内部都很干净，但一走出家门就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世界。　　第二天我坐“摩的”来到了距离瓦拉纳西市中心10公里远的鹿野苑，司机把我放在了一座耆那教（Jainism）寺庙的门前。这座寺庙紧挨着鹿野苑，外表看很不起眼，内部也是相当低调，布置得极为简单，与耆那教的教义非常吻合。　　耆那教创始人大雄筏驮摩那和佛祖释迦牟尼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大雄所创立的耆那教同样反对婆罗门的种姓制度，主张通过苦修来悟得正道。当年佛祖正是因为看到了耆那教徒在森林里苦修，才决定去山洞里待了6年。后来佛祖悟出了“中道”，但耆那教我行我素，仍然相信苦修是唯一的道路。耆那教徒认为一切杀生的行为都是可耻的，甚至包括植物，因此耆那教奉行严格的素食主义，甚至不吃土里长的东西，因为怕伤到小虫子。圣雄甘地的母亲就是耆那教徒，甘地的所作所为与耆那教有非常大的关系。　　耆那教和佛教均诞生于公元前6世纪，那段时间印度出现了很多宗教流派，史书中称其为“沙门”（Sramana）。佛经中常提到的“六师外道”指的就是沙门思想中有影响力的学派及其领袖。尚会鹏教授认为，沙门思想的大量出现，一方面说明了当时的印度土著文化和雅利安文化之间的融合尚未完成（佛祖本人就是黄皮肤的土著），另一方面也说明生产力的进步导致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改变，执掌经济和行政大权的世俗贵族刹帝利的势力飞速上升，而商业的发达使得吠舍的地位也逐渐增长，两者都对婆罗门至高无上的权威发起了挑战。而佛教和耆那教的核心都是反对种姓制度，对刹帝利和吠舍阶层很有吸引力。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佛教从众多沙门当中脱颖而出，变成了印度历史上第一个大帝国孔雀王国的国教。　　这一切始自鹿野苑，佛祖在这里首次公开布道，传播他刚刚悟出来的“中道”。为了纪念这次活动，阿育王将此处改建成一座寺庙，修了一座高达100米的佛塔，据说鼎盛时期有1500名僧侣在此研习佛法。不过后来随着佛教的衰落，以及穆斯林军队的洗劫，鹿野苑被世人遗忘了。殖民地时期英国考古学家经过仔细研究，终于在1835年重新发现了鹿野苑遗址，并使之重见天日。　　如今的鹿野苑更像一座公园，总面积大约有5个足球场那么大，绿色的草地上点缀着黄色的残垣断壁，一队队身穿同样服装的佛教旅行团成员穿梭其间，拍照留念。其中有几个重要的寺庙残骸上贴满了金箔，佛教徒们不顾公告牌上白纸黑字的禁令，买来金箔贴在墙上祈求佛祖保佑。更多的佛教徒买来各种贡品摆在地上，其中不但有香烛纸马等常见贡品，甚至还有花生糖和软饮料。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三个白人佛教徒，他们一直安静地在佛祖首次开坛讲道处打坐，我观察了他们一个多小时，居然一动不动。　　那座100米高的佛塔还在，只是塔顶早已倒掉了，只剩下一个20多米高的底座。一个泰国佛教团在佛塔背阴的地方打坐，领头的和尚用麦克风带领大家念经。这个画面和当年佛祖讲经的画面有两个显著的不同：第一，佛祖是面对听众的，今天这个和尚则是面向佛塔，背对信众；第二，佛祖是在讲解自己对“中道”的理解，而今天这个和尚则是在照本宣科，带领大家背诵佛教咒语。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我走进鹿野苑佛教博物馆寻找答案。这个博物馆展出了当年英国考古队在此地挖出来的大量古董，最有名的当属阿育王石柱的柱头。阿育王当政时在境内竖了无数根刻有诏文的石柱，鹿野苑的这根石柱最有名，柱身依然竖立在鹿野苑内，华丽的柱头被安置在博物馆的门厅里，柱头上刻有4头雄狮，分别面向4个方向，雕刻工艺非常考究，印度共和国的国徽就是以此为蓝本制作的。　　这座博物馆对我来说最有价值的部分是佛教各个时期的文物展，以及相关历史介绍。早期佛教文物大都是器物或者抽象图案，因为佛祖不喜欢搞个人崇拜，希望信徒们把自己当成普通人。早期佛教典籍还记载了佛祖晚年的各种疾病，从中我们知道他患有严重的背痛病，痛苦难当，绝不是一个法力无边的神仙。　　佛祖在世时还反对咒语和巫术，认为这是婆罗门教的愚人糟粕，一个人不可能通过念咒达到涅槃的境界，而是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通过冥想和思考来实现。他还反对婆罗门垄断知识的传播渠道，他相信知识应该被所有人分享，所以他四处开坛讲道，其实就是传授人生经验。　　从某种角度看，佛祖本质上就是一个具备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他开创的佛教完全不像宗教，不仅没有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也不提倡个人崇拜，不搞繁琐的祭祀仪式。他倡导的轮回说可以理解为世间万物都有联系，互为因果，这在某种程度上是非常正确的。他相信人人平等，反对种族歧视和出身歧视；他认为物质享受不能带来幸福，只能依靠打坐和冥想，回望自己的内心世界，才能获得心灵的解放。最后这条更是符合现代观念，难怪西方国家正在经历一次佛教复兴，至今方兴未艾。　　可是，这么“好”的一个宗教，为什么在其发源地却几乎失传了呢？我在这家博物馆里找到了答案。馆里展出了很多佛像，都是佛教后期的作品，那时的佛教徒们已经忘记了佛祖的遗训，把他当成神供奉了起来，几乎所有的佛祖像都是同一个姿势，同一个表情，千篇一律。　　不知为何，博物馆的尽头展出了一尊湿婆雕像，这位印度教的大神足足有3米高，面容凶恶，他正用自己的10只手跟妖魔搏斗，每只手的动作都不一样，每个动作都有讲究。与周围那些佛像相比，这尊湿婆像无论是雕刻艺术还是传奇性都更吸引人。　　佛祖，就是败在了这位面目狰狞的湿婆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