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道：寺庙经济的由来与发展
发布时间：2023-10-25 04:01:46作者：大众学佛网佛教传自古印度，僧人到了中原传教，其生活来源起初靠政府和士族供养。随着佛教中原的本土化发展，僧人开始建立寺庙，于是相应的寺庙经济由然而生。本文从佛教历史的发展，介绍僧人生活来源、寺庙经济的由来，通过对寺庙（院）经济发展方式的分析，旨在引导寺庙经济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更好地促进佛教的健康发展。
印度的佛徒“持钵乞食”
佛教的诞生地印度是一个坚持种姓制度的地方，属于婆罗门阶层的伴侣充满了优越感和高贵感，根本就不屑于自己动手，甚至视掘地、除草、种树为“不净业”。按照佛教教义，僧尼应以乞食为主。古印度僧人大多依靠“著衣、持钵、乞食”维持生活，只有少数僧人接受商人的供养。在《阿弥陀经》和《金刚经》中，开卷便是“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这里的祇树给孤独园就是舍卫国的须达长者奉献给佛陀的一座精舍，这里的“长者”也就是富豪、商人。
进入中原的僧侣“建寺供养”
佛教传入我国始自东汉明帝永平十一年(公元67年)。东汉一代，因为儒家思想的根深蒂固和道教的兴起，刚刚传入我国的佛教并没有市场。曹魏以前，我国寺庙的僧人主要是来自西域的沙门，汉人出家为僧，依止寺院者极少。“往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汉制，亦修前轨”(注:《高僧传·佛图澄传》)。早期僧人的这种身份构成使寺院经济收入主要依靠布施。寺院由布施而得到的财产在当时为寺院集体所有，主要用于维持僧众的日常生活和佛事活动费用，还没有形成一种独立的经济。
公元3世纪至4世纪，为了与中国社会相适应，东晋高僧道安（佛图澄弟子）立下“行持、说法、普请(劳动)”的制度，提倡僧侣参加劳动。不再“著衣、持钵、乞食”，因此，绝大多数僧人依山建寺，修行弘法。一方面是由于战乱的原因，贵族势力没落，百姓颠沛流离，无法正常供养僧人；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不完全认同佛教托钵乞食的习惯，因此，寺院的僧众开始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
寺院建立之后，则靠施主的布施维持。为了减轻僧尼的负担，从佛教传入中国开始，僧尼就被免除了一切世俗国民的义务，如兵役、劳役和赋税。当然，僧尼不是自己想干就干的，需要国家的计划，僧尼需拥有合法的国家执照——度牒。
南北朝寺庙经济“恶性膨胀”
佛教寺院经济在南北朝时期就开始形成、膨胀，发展速度惊人，寺院的产业和投附的人口激增。
在南朝，寺庙建设更是疯狂，有杜牧江南春之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寺庙中的许多白徒、养女等都是被剥削者，是寺院的依附农民，不在户籍。封建国家和地主庄园、寺院庄园争夺劳动力的矛盾很尖锐。据《南史·循吏列传·郭祖琛传》记载：“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道人(南朝对僧人的称谓)又有白徒，尼则皆畜养女，皆不赏人籍。天下户口，几亡其半。而僧尼多非法……皆使还俗附农，罢白徒养女……如此则法兴俗盛，国富人殷。不然，恐方来处处成寺，家家剃落，尺土一人非复国有。”在皇帝中，对寺院地主经济贡献最大的莫过于以“菩萨”自居的梁武帝。他曾三次舍身同泰寺，让公卿大臣以钱亿万奉赎。其中一次“皇帝舍财，遍施钱绢银锡杖等物二百一种，值一千九十六万。皇太子……施赠钱绢三百四十万，六宫所舍二百七十万，……朝臣至于民庶并各随喜，又钱一千一百一十四万”(注:《广弘明集》卷十九。)。
早在在东晋时期的北方后赵，石勒大力支持的来自西域“法师”佛图澄，在短短三十余年时间中，在后赵境内就建立了佛寺893所。到了北魏及北齐时代，寺院已成为介于国家与民众之间的不容忽视的势力。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北魏都城洛阳内外有一千多座寺庙。由于佛教寺院的扩大，占据了大量的田地，佛教僧侣不税不征，以致和封建国家争夺着劳动力和军队来源，直接触犯到了封建国家的经济政治利益。这样导致两次“法难”，其中寺庙经济的膨胀，是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灭佛的主要原因。
唐代寺庙经济“农禅清规”
到了唐代中叶，封建政权对佛教的特权采取了许多限制措施。特别是“两税法”实行后，取消了对寺院和僧尼个人田产免税的规定，加以伴随着士族的衰落，劳动生产者人身依附关系的削弱，寺院的土地和劳力来源都发生了困难，僧侣社会面临着如何适应社会历史变动生存下去的严峻形势。有许多佛教宗派，如法相宗、天台宗等，由于贵族色彩太浓，自己解决生活来源的能力太差，都不能适应形势的变化而迅速没落下去。
安史之乱后，当时两京沦陷神州陆沉，九十高龄的神会挺身而出，设坛度僧收“香水钱”以供军需。战后，唐肃宗为了报恩，建造荷泽寺作为神会的驻锡之地，由此振兴了中国特色的本土佛教--禅宗。禅宗由此起死回生，但筹款效忠的事也不可再三。更重要的是，佛教要想彻底打消统治者的顾虑，必须让对方相信；寺院僧尼不但不会谋反，也不会增加国家财政负担，因为他们将自食其力。如何处理好佛教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百丈怀海出台清规一举解决这道佛教发展的难题。当时怀海清醒地意识到，佛教招人厌恶与吃不吃肉没有多少关系，有关系的是那寄生虫式的乞食制度，哪怕吃的只是咸菜和稀粥。作为农业民族，华人在心理上是排斥不劳而获巧取豪夺。既不能运用古印度的“乞食”，又不能完全依靠中原“供养”的生存方式，怀海认为禅门伴侣还须自力更生、发展寺庙经济，如此就能为佛教重新赢得尊重，从而使禅宗最终成为独立宗派。
百丈怀海禅师
怀海的“百丈清规”由此产生。百丈清规的正式名称是“禅门规式”，它明确而详细地规定禅宗寺院的组织体制、宗教礼仪和生活方式。这些规定经过完善，尤其是在元世祖时奉旨修订后，便成为禅院僧尼必须遵守的丛林清规。丛林是阿兰若的梵文汉译，意思是伴侣的修行处，当然也包括禅院。这是佛教儒学化的重要一步。实际上百丈怀海创立的禅院制度和禅林清规，从组织上和思想上都渗入了中华的精神和主张。比如：“丛林以无事为兴盛，长幼以慈和为进德，待地客以至诚为供养，处众以谦恭为有礼。”百丈怀海还规定，禅院僧尼在学佛的同时，必须参加生产劳动，自己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他本人更是亲自开荒各地，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这样一种“农禅”生活，与儒家主张的耕读生涯何其相似！
宋朝寺院经济“规模发展”
唐代佛教创造的“农禅”寺庙经济方式，在宋朝时期得到极大发展。宋代之后，中国佛教的社会化进程不断发展。此时的僧尼不仅种田种菜，而且还经营工商业。直到明末，云贵边境的荒地开垦大都完成于苦修的僧人之手。中国“禅农并重”的形成，不仅改变了佛教在印度时托钵乞食的传统，而且还产生了佛教后来大部分与经济相关的事业。随着僧人的增多，寺院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形成了属于寺院的田产、法物流通等等。这时候的“农禅”，已经不是原始意义上的“农禅”了，它已发展成了后来的“寺院经济”。
宋代寺院经济的极度发达，一方面加重了寺院和僧尼的经济负担，宋代佛教寺院除用一部分资金修建、扩建寺域之外，仍然依照佛教的精神兴办各种社会福利事业。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型的有影响的寺院实际上也是一个地区甚至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宋代佛教所从事社会福利事业不仅包括修桥、造路、种树、掘井等公共建设事业，还有设置义冢、供应义餐以救济饥民等社会救济事业。二者的性质相同，而唯一不同的是佛教徒筹建公共建设事业是在短期内完成的，相对地社会救济事业则通常是长期的，有的甚至持续了数十年之久。
明清寺院经济“田租收入”
封建社会中，寺院土地，其来源有：皇家或官方赐给，施主士绅赠与，贫民卖田，寺院收购。田租收人用于修庙养僧。如常州天宁寺于明崇祯四年(1631年)，郡守程九万和邑绅共置饭僧田520亩，清康熙年间又增1000余亩，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增至8600余亩，年租谷12000多担，约值大洋26000多元，年收入达五、六万元。民国13年(1924年)又购田1000亩，故有“吃不尽常州天宁寺的米”之说。句容宝华山隆昌寺有山林万亩，满山茶、竹作物，有“烧不尽宝华隆昌寺的柴”之说。金山江天禅寺和焦山定慧寺也各有良田数千亩。此外，南京栖霞寺、灵谷寺，扬州大明寺、高曼寺、崇宁寺，泰州光孝寺，苏州灵岩山寺、常熟兴福寺等大寺院，均有大批良田或森林，寺庙收人颇丰。
民国寺院经济“香火经忏”
香火，即庙宇中向进香信徒收取的费用；经忏，即僧人为香客念经拜忏、祈福超生所收取的费用。
寺院田租遇到灾荒和战乱，收租困难。在1929年至1931年间，就曾发生武进东南乡天宁寺佃户抗租斗争，3年收不上租。
建国后寺院经济“生产自给”
建国以后，我国各宗教共同遵守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和自治、自养、自传的原则。自养是我国宗教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方针的物质基础，是切实加强宗教自身建设的重要内容。
土改后，由于寺田归公，香火与经忏收人减少，人民政府组织各寺庙开展生产自给。如常州天宁寺创办火葬场、林园茶社、书画古玩陈列室、建新棉织生产合作社、大觉麻纺织社、制笔社等，经营收人，力争自给。句容宝华山隆昌寺成立竹器编制组。南京栖霞寺自办石灰窑、煤窑、砖瓦厂。苏州灵岩山寺创办农场，组织僧众自种水稻100亩，做到粮食自给，尚有余粮卖给国家。1950年，扬州能勤和印波创办织席组、毛巾组和织布组，参加生产的僧尼数十人，邗江高曼寺也办僧工织布厂。1951年秋，无锡佛教界在惠山听松坊西北发起创办无锡永安火葬场。南京筹办清凉寺火葬场、六合火葬场。1953年后，泰州光孝寺僧肇源创办染织社、制鞋厂、前进麻纺厂，先后有100余名僧尼参加生产。南通佛教界自筹29万余元，创办南通玻璃二厂，厂长育枚，另建五山公园，播种药材硐余亩。同时，各地佛教僧侣自愿组织起来，参加各项生产劳动和社会服务事业。镇江金山江天禅寺创办麻袋厂、毛巾厂、袜厂，焦山定慧寺住持茗山办游客接待处，并开荒种地，生产蔬菜。散居在农村的僧尼，和农民一样，分得了住房、土地，参加生产劳动，自食其力。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中，僧尼遣散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或就地安排到工厂参加劳动，自食其力。
文革中后寺庙经济“国家补助”
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中，寺庙遭到人为的严重破坏。1979年后，落实宗教政策，寺庙交僧人管理。为了抢救古建筑和佛教文物，补偿所受的损失，如江苏省各级政府先后拨款1000余万元，资助佛教界修复了一大批重点寺庙。同时，许多寺庙在修复过程中，得到香港、台湾地区及海外华人、华侨以及国内广大佛教徒的赞助。兴办社会服务项目所得 1979年后，各寺院为了争取经济自主，广开门路，在国家政策、法律允许范围内，开办了各种经营性服务项目，如法物流通处、素餐馆、缝纫社、摄影部，并举办文物、书画展览等，经过政府有关部门批准，按规定收取门票。
如江苏省徐州市园林局1986年1月15日将寺院、禅院、房屋、僧舍等移交市佛教协会，兴化禅寺重新开放。据3月1日统计，自1月20日至2月20日，门票收入达11062元。可见，门票收入是当时寺庙收入的重要来源，僧人自给有了保障。寺庙用这些经营所得维修殿堂，添置法器、设各，解决僧尼生活。苏州西园戒幢律寺1985年香火、素餐及法物流通等项收人共达120万元。除维修寺庙、绿化寺前广场、修建利民桥及僧众生活费等开支外，略有结余。苏州寒山寺方丈性空法师等，1987年为游客和外宾写字收人达20多万元，1992年近100万元。启东法音寺1984年开办僧尼福利厂，收入逐年增加，1990年产值45万元，僧尼生活不断得到改善。
改革开放后寺庙经济“自养自立”
“文革”结束后，随着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寺院在恢复宗教活动场所后，为了实现“自养”，继续收取门票，其他一些寺院因处于旅游风景区等诸多原因也相继开始收门票。除门票收入外，信徒布施（寺院设功德箱、殿堂佛像修建化缘等）、宗教法事活动（以朝暮两堂功课随堂延生和超度佛事为主，也有大型的水陆法会等）、以及寺院经营活动等（包括素菜馆、佛经及法物流通处、卖香烛等）。
目前，我国寺院已有3万多所，在不同的寺院中经济情况大不相同。都市中寺院、佛教名刹与名胜道场以门票、寺院经营、佛事活动及信徒布施为主，经济情况比较好。然而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现象在寺院经济中也普遍存在。在一些大城市、东南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一些著名寺院的收入颇为可观，每年仅门票收入在2、3千万元以上的寺院比比皆是。在中国经济热点长三角、珠三角、江浙沪一带，甚至不乏年收入过亿的丛林大刹。以广东为例，从20世纪80年代初全省恢复4座寺院到2012年1500多座名刹古寺遍布南粤各地，其变化可谓翻天覆地。不过，占绝大多数的乡村寺院，不少因地处偏僻，寺院无固定收入，信徒捐献有限，生存极为艰难，有的寺院常住还被纳入低保救济的范围。加之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差异性，造成一方面僧才难以为继，一方面僧人多向都市及名山名刹集中。大量乡村寺院和地处穷山僻壤的小庙不仅难见僧人，而且也难免处于“抛荒”状态。如湖北省佛教活动场所5000多处，佛教教职人员4000多人（认定备案近3000人），僧人多数集中在武汉、黄石等大中城市之中，或在宗教历史名胜区，如黄梅四祖寺、五祖寺等历史名刹，而多数乡村小庙甚至都没有僧人居住；重庆227处正式注册的宗教活动场所，200余处为偏远乡村的小寺院，多数都没有僧人居住，有的仅有一两位僧人；广东的湛江和潮州地区只有1、2个出家人的寺庙占当地寺庙的绝大多数，没有固定僧人，基本靠在家信众管理的寺庵也不在少数。
寺庙经济的“僧尼生活”
建国以前，住持是一寺之主，掌握经济权，自由支配，生活舒适，而一般僧尼处于从属地位，生活比较清苦。小和尚受戒前，穿的是老和尚更替下来的旧衣服，有的寺庙给一点剃头洗澡费。客师(帮助住持做经忏的和尚)根据经忏收入，领取报酬，如无经忏即无收人，生活不稳定。
建国以来，寺庙实行民主管理，财务公开，僧人生活得到保障。1979年后，政府认真落实各项宗教政策，对寺庙僧尼的生活待遇作出了规定。80年代，僧尼生活费，随着寺庙的收人和在寺庙任职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年轻僧人一般每月40-60元，加上信徒供养和佛事收人补助，实际收人每人每月80-100元；年老僧人和方丈、监院、知客、维那等重要执事每月收人在100元以上。2010年，随着全社会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寺庙游客增多，普通僧人一般每月收人300元，僧众的生活水平也有显著提高，生活费一般不低于社会同龄人的收人，一些大寺庙还会超过。许多寺庙装上了自来水、电话，购置了车辆，生活条件得到明显改善。在庙僧人终身由寺庙供养，僧人有病，医疗费用均由寺庙支付，年老僧人到退居寮安享晚年。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将寺院纳入社会保障范畴，各寺院僧尼均按规定上交养了老保险和医疗保险金。尽管佛教寺院对僧尼实施养老和医保，但参加了社会保障后，僧尼年老后的生活有了双重保险。
结语：从托钵乞食、私人布施到国家供养，从唐代以后农禅合一的丛林制度的产生到现代社会里“工禅”和“商禅”的出现，佛教在逐渐趋向“自养”、“自立”的过程中，其社会适应的能力和社会参与的影响力也在不断地得到提升。寺院经济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参与经济活动的问题，寺院经济的形成发展与世俗权力、更与寺院的宗教性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从中国佛教寺院经济发展的历程来看，寺院经济是一个不断适应中国社会环境和不断制度化的过程。只有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佛教事业才能长久发展、健康成长。
（作者：徐州市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第一比丘尼道场·徐州竹林寺住持明道法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