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尚全教授：汉传佛教慈事业的理论来源及其实践模式

李尚全

佛教慈善事业是大乘佛教修行方法之一。大乘佛教福慧双修的理论，强调修福是第一位的修行。一个人只有满足了物质生活的最低需求(福报)，才能追求精神需求(智慧)。汉传佛教是大乘佛教中国化的产物，在2000多年的发展史上，始终强调福慧双修的信仰特色。

一、 《佛说诸德福田经》：

佛教慈善事业的理论来源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人中国，魏晋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为佛教慈善理论的出现，提供了社会平台。汉魏西晋佛教信仰的主旋律是佛教经典翻译，此时出现的佛教慈善理论，也以翻译佛经的方式出现。西晋沙门法立、法炬共同翻译的《佛说诸德福田经》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这部大乘佛教经典，为中国社会输入了大乘佛教慈善理论。经云：

佛告天帝： 复有七法广施，名曰福田，行者得福，即生梵天。何谓为七?一者兴立佛图、僧房、 堂阁；二者园果、浴池、树木清凉；三者常施医药，疗救众病； 四者作牢坚船，济度人民；五者安设桥梁，过度赢弱；六者近道作井，渴乏得饮；七者造作固厕，施便利处。是为七事得梵天福。

如果我们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 (1999)第3条的内容，即所谓的慈善公益事业，主要包括： (1)救灾济贫、扶助残障等慈善活动； (2)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 (3)环境保护、公共设施建设等活动； (4)其他公共与福利事业。这段经文就可以理解为佛教慈善事业涵盖的主要内容有： (1) “兴立佛图、僧房、堂阁”的原意是塑造佛像、修建寺院，这在古代是修福的第一要务，因为在当时，佛教寺院兼具传播文化的功能；再加上“常施医药、疗救众病”，这两项内容，在今天就应该诠释为兴办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 (2) “园果、浴池、树木清凉”， “近道作井、渴乏得饮”，“造作圊厕(厕所)、施便利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佛教界要积极参与环境保护、公共设施建设等活动。 (3) “作牢坚船、济度人民”， “安设桥梁、过度羸弱”，表明佛教界在今天要主动投入到救灾济贫、扶助残障等慈善活动之中，张扬大乘佛教的慈悲情怀。

有人认为做经忏佛事才是佛教，或者认为讲经说法才是佛教，或者认为着书立说才是佛教。其实，这些都是对汉传佛教信仰内涵的片面解读，汉传佛教信仰的灵魂，实际上是大乘佛教慈悲精神的社会化。因此，积极参与社会慈善事业，既是大乘佛教的修行内容，也是大乘佛教服务社会的实践活动。

二、汉传佛教慈善事业模式的

历史回顾

1．传统的佛教慈善模式

根据震华法师的《僧伽护国史》及相关佛教史料记载，传统的佛教慈善模式有以下几种类型：

(1)无尽藏模式。在南北朝时期，汉传佛教界创立了慈善性质的金融机构，叫无尽藏，类似于今天的慈善基金会。隋唐时无尽藏的慈善模式更加完善，规模空前，到了宋代改名“长生库”，在元代更名为“解典库”，东传日本后，叫“无尽会社”。

(2)养病坊模式。南齐时佛教界设六疾馆， “以养贫民”。梁武帝普通二年(521)设孤独园，令“孤独有归”，类似近代的慈善医院。

(3)悲田院模式。武则天时期，唐朝出现了名为“悲田养病坊”的慈善组织，宋朝更名为“福田院”，类似今天的福利院、养老院。

(4)放生造林模式。类似于今天的生态环境保护运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护生止杀，爱护生命，类似于现代的动物保护、生命关怀等社会运动。二是功德林，类似于现代的义务植树造林活动。

(5)修桥补路等模式。

类似于现代的公共设施建设，包括：义务修建公共浴池，造船义渡，修桥补路，掘井引水，以及建设公共厕所等。

上述传统的佛教慈善模式，基本上是汉传佛教界的自发组织，是佛教界积极主动地适应社会的时代精华。

2．民国时期的佛教慈善模式

民国时期的佛教慈善模式分为被动模式和制度化模式两种。所谓的被动模式，是对戊戌变法时期倡导的庙产兴学运动的被动回应，也就是说，在清末民初，政府兴办新式中小学，资金匮乏，于是提倡佛道教界捐出部分庙产，作为政府兴办国民教育的经费。佛教界和道教界为了保护庙产，被迫开办中小学，参与兴办新型国民教育的运动。

所谓佛教慈善的制度化模式，是指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试图把佛教和道教的庙产制度化管理的一种尝试，或者说，是在当时政府主导下，佛道教界参与社会慈善事业。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颁布《监督寺庙条例》，明确规定佛教界和道教界要用庙产创办社会公益事业，尤其是要开办地方性教育事业。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内政部颁布政令，责令各地佛教界和道教界成立地方性公益慈善事业委员会，并颁布了《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实施办法》和《佛教寺庙兴办慈善公益事业规则》。这两项政策法规，使汉传佛教慈善公益事业规范化、法制化、制度化，尤其是《佛教寺庙兴办慈善公益事业规则》，更是把汉传佛教慈善公益事业细化为以下五项：①关于民众教育事项；②关于济贫救灾事项；③关于育幼养老事项；④关于公共卫生事项；⑤其他公益或慈善事项。寺庙出资兴办事业时，应按其每年财产总收人依下例之标准每年分两次缴纳之：①五百元以上一千元未满者百分之二；②一千元以上三千元未满者百分之四；③三千元以上五千元未满者百分之六；④五千元以上一万元未满者百分之八；⑤一万元以上者百分之十，其全年总收入不满五百元之寺庙自愿量力纳款。

由此可见，国民政府颁布的《佛教寺庙兴办慈善公益事业规则》，已经把佛教慈善公益事业规范得十分具体，并有了量化标准，具有可操作性。汉传佛教界的慈善公益事业向制度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

3．当代大陆汉传佛教的慈善模式

当代大陆的佛教慈善模式主要是“灾难危机”模式，就是说，当某个地区出现了天灾人祸，需要社会救济的时候，在“大灾有大爱”的理念支配下，实现佛教慈善的有序运作。例如，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据不完全统计，大陆佛教界捐款折合金额近4亿元人民币，尤其是什邡罗汉寺为孕产妇提供庇护所的行为，更是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赞誉。

目前，大陆佛教的慈善事业正逐步走向社团化(民间组织化)。据国家宗教局副局长齐晓飞介绍， “截止到2006年6月，在民政部门正式登记注册的各级佛教慈善团体有60多家，其中省级机构10余家，地市县级机构有40余家。各地佛教组织和团体，纷纷成立慈善团体、功德会，数目将会更多。总的看，大陆佛教慈善事业逐渐从自发走向自觉，从零散走向有序。”

佛教界积极从事慈善公益事业，是佛教社会化的根本途径，也是大乘佛教的基本信仰理念。今后，佛教界应该通过社团组织的方式，走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道路，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规定的所有慈善公益事业拓展开来，张扬佛教的慈悲精神。

(作者为扬州大学佛学研究所所长)

责任编辑 张 华

《中国宗教》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