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档贝文是也非，要从烈焰定真机。虚空说偈人西去，剩有荒台锁翠微。”这是清代如琇和尚为焚经台题的诗。在“白马寺六景”中，焚经台虽是不起眼儿的“荒台”，却留下了佛、道第一次斗法的传说。

“东汉释道焚经台”碑(资料图片)

焚经台遗址(资料图片)

东汉焚经台的传说

“榆档贝文是也非，要从烈焰定真机。虚空说偈人西去，剩有荒台锁翠微。”这是清代如琇和尚为焚经台题的诗。在“白马寺六景”中，焚经台虽是不起眼儿的“荒台”，却留下了佛、道第一次斗法的传说。

据南北朝时期的《汉法本内传》等佛教典籍记载，东汉永平十四年(公元71年)正月初一，五岳道士向汉明帝上表，请求与佛教沙门斗法，以“验二教之优劣”。汉明帝同意了，命人在白马寺山门南筑起两座高台。正月十五这天，双方各自在高台上焚烧经典，道经遇火多成灰烬，佛经却遇火不燃，且有五色祥光照彻天空，令汉明帝及百官叹为观止。

在这次斗法中，摄摩腾和竺法兰大显身手，让许多人当场皈依佛门，佛教大获全胜，从此佛法渐兴。

焚经台作为一处重要古迹，在白马寺的历代古碑和刻石中多有记载。如金代《重修释迦舍利塔记》碑文中称，大定十五年(公元1175年)重修齐云塔时，曾立“左右焚经台”。明代《重修白马寺塔记》碑文中也说，“寺创于汉明帝时，西僧摄摩腾、竺法兰焚经台在焉”。

清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如琇和尚为《洛京白马寺释教源流碑记》碑撰文，详细记述了这次斗法的经过。在碑文中，他明确写道：“尔时惟佛经不坏，且有神光五色见火中，至今焚经台尚存。”

那么，焚经台究竟位于何处？白马寺南边的陇海铁路两侧有两个夯土丘，相传就是东汉焚经台的遗址。1936年，白马寺住持德浩和尚曾在夯土丘前立碑，上书“东汉释道焚经台”七个大字。如今，此碑已被迁至白马寺内。

《白马寺志》中记载了焚经台的历史，曾经推测，金代重修齐云塔时，所立“左右焚经台”当在齐云塔附近；明代时，“西僧摄摩腾、竺法兰焚经台在焉”，所指也当为金代立于齐云塔附近的焚经台。至于白马寺南这两个夯土丘，被称为东汉焚经台，“大约出自后人的附会”。

不管怎样，焚经台的传说一直广为流传。唐代有一首《题焚经台》诗，是这样写的：“门径萧萧长绿苔，一回登此一徘徊。青牛谩说函关去，白马亲从印土来。确实是非凭烈焰，要分真伪筑高台。春风也解嫌狼藉，吹尽当年道教灰。”其实，焚经台的传说多表明佛教初传的曲折，历史上的佛、道斗法，往往比这激烈。

《老子化胡经》引发的争论

老子是道家思想创始人，所著的《道德经》被奉为道教经典，他本人也被尊为道教鼻祖。因此，道教在与佛教斗法时，常常会把老子抬出来。

事实上，老子是东周人，他的学说和黄帝学说被合称为黄老之学，在战国时期和西汉十分盛行。西汉初年的“文景之治”，正是在“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指导下开创的。

到了东汉，黄老之学被融入“自然长生之道”，与神仙方术等结合起来，形成了道教。不过，无论外来的佛教还是土生土长的道教，当时都势单力薄，需要互相扶持，共同发展。

《后汉书》里记载，东汉末年，汉桓帝在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表示自己有向道、向佛之心。术士襄楷听说后，忍不住上书称，黄老之道贵在清虚无为，好生恶杀，“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浮屠也是远离美色，“守一如此，乃能成道”。陛下您整天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还谈什么向道、向佛呢？

襄楷在这里所说的“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西晋时被人著成《老子化胡经》(简称《化胡经》)一书，成了道教与佛教斗法的重要“武器”。

事情是这样的：晋惠帝在位时，道士王浮常与沙门帛远争论，想让帛远承认道教优于佛教，可他每次都辩不过帛远，心里非常憋屈。气愤之下，他根据前人传说撰成《化胡经》一书，称老子骑青牛西出函谷关后，并非“不知所终”，而是到天竺化身为佛陀，教化胡人去了。这样一来，道教的地位显然在佛教之上。

不用说，《化胡经》一出来，便激起了佛教的反击。双方不断斗法，都想让皇帝“主持公道”，弄得很多皇帝颇为头疼。天授二年(公元691年)，武则天曾在洛阳下令，禁止佛、道互相攻击，并规定：“自今僧及道士敢毁谤佛道者，先决杖，即令还俗。”

《白马寺志》里记载，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唐中宗李显下诏，让佛、道进行辩论，以定夺《化胡经》的真伪，佛教在这次辩论中胜出。不久，唐中宗敕令废除《化胡经》，并刻石于洛阳白马寺，以昭告天下。可以说，白马寺因其“释源”“祖庭”的特殊地位，在佛、道斗法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三教如鼎，缺一不可

东汉之后，佛、道斗法时有发生。唐武宗时发生的“会昌法难”，是对佛教的一次重大打击。

李唐皇室奉老子为先祖，道教受到特殊礼遇。同时，佛教在唐代也步入了鼎盛时期，这对国家产生了一些不良影响，比如出家人太多，导致从事生产的劳动力严重不足。

《旧唐书》里记载，会昌年间，唐武宗宠信道士赵归真，下诏废除佛教，先后拆毁佛寺数千座，并强迫数十万僧尼还俗。从此，佛教便从鼎盛阶段转而走下坡路了。

道教在斗法中败得最惨的一次，则是在蒙元时期。当时，全真教道长丘处机因“一言止杀”，被成吉思汗尊为“丘神仙”。全真教地位尊崇，有掌管天下出家人的权力，可是到尹志平、李志常掌教时，全真教过度膨胀，为自己招来了祸患。公元1258年，忽必烈主持了一场大规模的佛、道辩论会，结果道教落败，《化胡经》随后被毁。

值得一提的是，佛、道斗法，儒家文化未受太大影响。《高僧传》里记载，三国时期，高僧康僧会曾宣称，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训。北宋时，文彦博、苏东坡等有识之士也提出“儒佛一致”甚至“三教归一”，以化解佛、道之间的矛盾。

今天，在白马寺内的大佛殿前，有一通明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所立的石碑《重修祖庭释源大白马禅寺佛殿记》。碑记中有如下文字：“儒以正设教，道以尊设教，佛以大设教……三教虽设施不同，原末归本，其理则一。”

在立碑者看来，天下之理，不过善与恶而已。人们要“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既然“三教如鼎，缺一不可”，自然也就不必再争来争去了。（洛阳晚报首席记者 张广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