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最初在安阳发掘所采用的方法，是考古学界始终遵循的不二法门

大家好！后来，世界档案大会和国际图联大会采信了李济等人的观点，将H127坑定为世界最早的档案。

安阳的意义，按照李济的说法，“有三点特别值得申述：第一，科学的发掘证明了甲骨文字的真实性……；第二，甲骨文虽是真实的文字，但传世的甲骨文却是真假难分。

在殷墟发掘以前，最有经验的藏家也是常常受骗的。有了发掘的资料，才得到辨别真假的标准；第三，与甲骨文同时，无文字的器物出土后，不但充实了史学家对于殷商文化知识的内容，同时也为史学及古器物学建立了一个坚强的据点，由此可以把那丰富的但是散漫的史前遗存推进一个有时间先后的秩序与行列。”

如同一道冲破迷雾的阳光，殷墟发掘将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从春秋战国上推了近千年，给中国的史学界带来了光明，也让全世界的学者知道了“李济”这个年轻的中国考古学家的名字。谈到李济对殷墟发掘的贡献，石璋如回忆：第三次发掘到第四次及第六次发掘，李先生都是住在安阳亲自指挥工作。第五次因为“九一八”事变，必须在平处理考古组的事务，未能前往，但六次又亲自参加了。自第七次起因为研究所由平迁沪，又由沪迁往南京，并在南京建筑所舍所务甚忙，虽不能亲自参加，但也要于百忙中抽空到安阳一次，住上几天，慰问在田野的工作人员，指导工作，一直到十五次发掘为止，都是如此。

随着时代的演进，田野考古发掘已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但李济最初在安阳发掘所采用的方法，如最早提出的一切遗物和遗迹都必须伴有“出土位置和层位现象的记录；出土物和周围关系（现场）的原始照相；绘图记录”的要求等，则是海峡两岸考古学界始终遵循的不二法门。

历史上北方民族的入侵，使得汉民族多次被迫迁徙，造成民族与文化的演变，最后形成中国的民族，这是李济的博士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的基本观点。20世纪30年代，中国又遭遇强邻压境的危险，国人又喊出“救亡图存”的呼声，多灾多难的华夏民族又面临着亡国亡种的命运，李济一家又开始了从北到南的迁徙……

北京是李济的第二故乡，李济受这千年文化古都的滋养远甚于故乡钟祥。北京达子营16号是老爷子李权置下的一个院落，他从湖北来京会试受封，就领着一家子住在那里。那地方靠近厂甸，住有不少的湖北人，湖广会馆——禹王宫就在附近。

“达子营”是一块历史活化石。据日本学者多田贞一研究，达子也书作“鞑子”，即蒙古人。明代史籍，多将“鞑靼”，或“鞑子”、“达达”、“达子”一类的名号称呼蒙古族人，明成祖朱棣也将蒙古反叛势力称“鞑贼”。老北京元大都，是元代蒙古族官军进入最早的地区，达官军人及其眷属在此生息繁衍很快，有很大的势力。元亡明兴，明太祖朱元璋及其子朱棣均将蒙古贵族视为最大的威胁，采取了恩威并举的策略，一方面保证他们的物质生活，让京师的达官享受与京官相同的待遇且有所优惠；一方面将其迁徙集中安置于诸卫所，便于加强监控，以利“民族同化”。老北京除达子营外，还有达子馆、达子桥、骚达胡同、骚达子大院等。这些地名一直延至解放前后，大都与明初蒙古族徙居北京有关系。

李济在达子营16号度过少年时光，及至海归回国后的一段时期。他的博士论文的形成，不知可有来自“达子营”的青春记忆？

李济结婚很早，1917年还在清华读书时，就在家人的张罗下，与湖北姑娘陈启华在“达子营”家中拜堂完婚，那年他二十一岁。我采访李光谟，专请他谈谈母亲。李光谟说：我母亲姓陈，基本上是一个旧式妇女。家里也是钟祥的大户家庭，比我们李家家境更好，人家都叫她陈三小姐。她的文化程度相似于初中吧，主要是家学。她和我父亲定的是娃娃亲。父亲随爷爷离开钟祥到北京。父亲读完清华学堂要出国留学，在爷爷的主持下，把母亲接来北京完婚。那时父亲二十挂头，母亲十六七岁。母亲家对这桩婚事似乎不太满意，有人说把陈家的闺女骗到北京。

2004年5月21日电话采访李光谟。李济对这桩婚姻的态度，可见他回忆清华岁月的一篇文章——《仁友会史略》。他在文中谈到，仁友会会章的“七禁”，头条即是禁早婚（规定二十五岁为限），但好些会员无法实行。“然而就会员的经验体会出来，有时候这种新理想的战斗力竟敌不过旧社会习惯的压力。所以好些会员竟是力不从心，无可奈何，不能履行这一条件”。

李济的话很含蓄，没有提到“不能履行这一条件”的“好些会员”中包括自己。那时，不少青年的结婚，与其说是找爱人寻伴侣，不如说是为家里娶媳妇。李济完婚时，任清华仁友会会长，正是他赴美留学的前一年。他也屈从了“旧社会习惯的压力”，带头破坏仁友会禁令。也许，李济的父母与多数家长想的一样，在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安家是让孩子安心的最好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