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是中国民族文化的三大支柱(儒释道)之一,其社会影响非常广泛。首先,佛教经过长期的研究和广泛的弘扬,对中国思想界曾起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举宋明理学为例,它是受了华严、禅宗等佛教理论的影响而产生的。在晚清时期,中国知识界研究佛学成为一时普遍的风气。一些民主思想启蒙运动者,如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学术名流,都采取了佛教的部分教义作为他们的思想武器。佛教的慈悲、平等、无常、无我的思想,对中国的知识界的文化复兴起到了启发和鼓舞的作用。

　　其次,佛教拥有数千卷由梵文翻译过来的经典,本身就是伟大、富丽的文学作品。其中如《维摩诘经》、《法华经》、《楞严经》,特别为历代文人们所喜爱,被纯粹地当着文学作品而研读着。我国近代文豪鲁迅曾捐款缎带金陵刻经处,刻印了一部《百喻经》。这部经所叙的譬喻故事,常常被译为语体文发表在今天的报刊上,作为文学作品来欣赏。佛教为中国的文学带来了许多从来未有的、完全新的东西——新的意境、新的文体、新的命意遣词方法。马鸣的《佛所行赞》带来了长篇叙事诗的典范。《法华》、《维摩》、《百喻》诸经鼓舞了晋唐小说的创作。《般若》和禅宗的思想影响了陶渊明、王维、白居易、苏轼的诗歌创作。

　　为佛化普及的目的而盛行于古代的歌呗产生一种特殊的文学——变文,这就是把佛经内容演为便于讲唱的通俗文词。敦煌石窟发现的各种变文,都是文词酣畅想象力都非常丰富的大众化的文艺作品。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这是后来的平话、小说、戏曲等中国俗文学的渊源。此外还有由禅师们的谈话和开示的记录而产生的一种特殊文体——语录体,这种朴素而活泼自由的口语文体,后来被宋明理学家仿效而产生了各种语录。此外还有音韵学,如过去中国字典上通行的反切,就是受梵文拼音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总之,佛教在中国文学领域中的表现是丰富多彩的。

　　再者,随着佛教的传入,中国建塔造像艺术很快地便风行于中国各地。现存的上海龙华寺塔和苏州报恩寺塔,都是在公元二世纪三国时代创建的。四世纪到六世纪,全国各地都有壮丽的塔寺建筑。世界闻名的佛教石窟寺,如敦煌、云冈、龙门以及其它同等重要的石窟寺——这些古代雕塑壁画艺术的宝库,西至新疆,东到辽宁,南到江南,都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动工的,随后继续了数世纪之久。在中国,塔的形式很多,大致可归纳为两类:一类是印度式的,但也有许多变化;一类是中国建筑艺术,寺塔是其中主要部分。至于佛教造像,在取材与造法上种类也很多,有石窟造像,有木、石、玉、牙的雕刻像,有金、银、铜、铁的铸像,有泥塑像,有锤 像,有夹 像,有砖像,有瓷像,有绣像,有画像。它吸收了犍陀罗和印度的作风而发展成为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造像艺术,是我国伟大的文化遗产。

　　佛教绘画艺术也非常值得关注,如现存于敦煌石窟中的壁画,供给我们非常丰富的艺术和历史的资料。最初盛行的佛陀本生故事画,发展到唐代,逐渐为“经变”画所代替。正如文学中有变文一样,佛画中的“经变”也就是将佛经中的故事譬喻演绘成图,如敦煌石窟中的演绘《维摩经》的“维摩变”,演绘净土经的“净土变”等,都是十分精彩生动的伟大作品。经变画的兴起,使壁画内容大为丰富起来,因而唐代佛寺壁画之盛,达到极点。当时名画家辈出,在姓名有记载的数十人中,如阎立本、吴道子等,大多是从事于佛画的。由此可见佛教对当时绘画艺术所起的作用。中国画学中由王维一派的文人画而发展到宋元以后盛行的写意画,则与般若和禅宗的思想,很有关系。佛教版画,随着佛经的刊印而很早就产生了,现在所看到的中国最早的版画是在大藏经上面的佛画。房山石经中有唐代的石刻线条佛画。宋元以来的观音画、罗汉画以及水陆画等都是很流行的。

　　另外,佛教对天文、音乐、医药等的传习,对中国的科技事业贡献巨大。一九五五年我国发行邮票纪念的古代天文学者一行,就是八世纪初的一位高僧,他在天文学方面著有《大衍历》和测定子午线等,对天文学有着卓越的贡献。至于医药,隋唐史书上记载由印度翻译过来的医书和药方就有十余种,藏语系佛教中并且有医方明之学。再说佛教音乐,公元二世纪时,中国已有梵呗的流行。七世纪初,在今缅甸境内的骠国赠送给中国佛曲十种,并派来乐工三十二人。中国唐代的音乐中吸收了天竺乐、龟兹乐、安国乐、康国乐、骠国乐、林邑乐等来自佛教国家的音乐。唐代音乐至今还有少部分保存在某些佛教寺庙中。

　　佛教徒本着慈悲济世的精神,广泛地从事公益事业,如有的僧人行医施药,有的造桥修路,有的掘义井、设义学,有的植树造林,这在古人记载中是屡见不鲜的。现在根据相关资料记载,对佛教的慈善、福利事业的贡献介绍如下。

　　一、世界上最古老的慈善基金会——无尽藏。在南北朝时期,佛教就创建了这种慈善性质的金融机构,专门用以救济贫穷等。到隋唐时的三阶教,无尽藏的规模空前,影响之甚,令统治阶段眼红到强行没收的程度。然而,慈善基金会的形式却仍然在寺院里保存下来,在宋代为“长生库”,在元代为“解典库”,流传到日本叫“无尽会社”。

　　二、世界上最早规模最大的慈善机构——悲田院。自北魏创“僧祗户”始,至唐代的“悲田养病坊”(则天武后长安年间在政府的支持下,成为全国性的佛教慈善组织,影响最为深远。),宋朝的“福田院”,乃至近代的佛教慈善组织,悲田院的名称虽有不同,但性质却是一样的,即有系统地进行社会慈善事业,其中包括养老院、孤儿院、养病院、救灾、济贫、为无业人员传授技艺以及难民收容等等。

　　三、世界上最为古老的医院——养病坊、疫病坊。南齐时佛教“设六疾馆,以养贫民”,(《南齐书》二十一卷)梁武帝普通二年(521)设孤独园,令“孤独有归”,(《梁书》卷三)北齐文宣帝时,北天竺的那连提黎耶舍法师在汲郡(河南)的西山建立三寺,收容疬疾患者。这些留寺医疗的方式,被认为是近代医院之滥觞,也是我国创始传染病专科医院之最早记载。养病坊和疫病坊则始自隋唐,还流传到了日本,是成熟的慈善医院型态。

　　四、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佛教的菩萨行有“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之语,所以佛教有大量针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善举,其表现主要有二两面:一是护生止杀,以及对稀有物种的保护。放生是佛教的一大特色,其动机在于尊重生命,爱护生命。在这种理念的影响下,现代佛教的动物保护、生命关怀、动物救助等组织,皆应运而生。二是功德林(即佛教徒的义务植树活动)的种植,仅以《洛阳伽蓝记》的记载,佛教植树造林活动在南北朝时期已初具规模。如景乐寺的桑林,并州(山西)武德寺慧觉法师带领信众种植的枣园,苏州通玄寺慧旻法师植梓树十余万株,泗州(江苏)开元寺为除水害而植松、杉、楠、桧等万余株……

　　五、公共设施的建设。《佛说诸德福田经》开示了七种佛教徒的福田事业,就有六项属于公共设施的建设,在佛教徒的实际行动中,他们修建塔寺亭台楼阁,公共浴池,造船义渡,修桥补路,掘井引水,以及建设公共厕所(古代称为圊园)等常见的公共事业。佛教在历史上作了大量服务人群,造福大众的事,因而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与爱戴。

　　六、建立了世界最为庞大的图书馆藏系统。佛教寺院主要有教育、文化、修持、弘法、慈善等功能,特别重视文化教育的功能,因而全国的佛教寺院基本上都有藏经楼,即公共图书馆的建设,形成世界上最庞大的图书馆藏系统。作为中国四大藏书系统(官方藏书、书院藏书、私家藏书及寺院藏书)之一,寺院藏经楼的藏品非常丰富,为中国的精神文明建设贡献了巨大的力量。

　　除此之外,佛教尚兴办义学、开设义庄(即免费存放尸骨的地方)等多种领域的慈善福利事业。

　　这些事实说明佛教在中国不仅其本身发扬光大开出灿烂的花朵,而且延伸到民族文化的各个领域结出丰硕的果实。我们佛教徒应该为我们的先辈的卓越成就和贡献感到光荣和自豪。他们不仅在佛教事业上,而且在人类文化事业上,人类友好事业上都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他们不仅翻译了几千卷的经论和写下了许多不朽的著作,为中国和印度及其他民族留下了宝贵的共同遗产,而且热心地相互传播了各自民族的劳动和智慧的花果,从而丰富了各自民族的文化宝藏。特别是在亚洲和国的友好使用日益恢复发展的今天,我们佛教先辈们辛勤努力所做出的许多历史业绩,不但重新显发了它的光辉,并且继续起着新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