净土法门法师：文化复兴与宗教

所谓文化，简单地说，就是文治教化。文化表现于事理方面，则为伦理、道德、法律、宗教、科学、哲学、文艺、史学、风俗、习惯、教育，乃至政治、经济等等，可以说人类一切生活活动范围的综合体就叫做文化。什么是中华文化？总统指示中华文化的特质为伦理、民主、科学。文化既然是人类整个生活的综合体，为什么总统只提出这三者为中华文化的特质？因为除这三者之外，其余的好像沙与一块块的石子，而我们中华文化，却像水泥一样，能够将沙和石块凝结成一个整体。

东方与西方文化特质所不同之处，以近代来说，近世纪可以代表西方文化的是科学技能，中世纪代表西方文化的是宗教。科学技能发展到今天，人类物质生活的享受，可说已很满足了。不过人是有情的动物，且为万物之灵，除了物质的享受以外，更需要精神生活。西方人的精神生活是宗教，教徒们崇拜神圣，然各宗教之神，事权亦有差别，譬如犹太教的上帝的是主持正义，同时以惩罚恶人为事。伊斯兰教的上帝，除了惩罚恶人之外，还要赏赐善人；同时一切教徒在回教上帝之下是平等的。耶稣教的上帝和前教稍有不同，他是仁慈的、博爱的，主张宽恕他人，而自己所表现的却是非常谦卑。所以西方人的精神生活可以说是以宗教为中心。我们中华文化自古以来，所表现的都是外儒内佛，这是中华文化与西方不同之所在。所谓外儒，就是说中国社会向来是以伦常为中心，也就是我们社会能够存在而不被时代所淘汰，就是因其本身就有团结的力量。五伦从最小的范围说是夫妇，再扩大就是家庭，家庭里面有父子、兄弟；家庭以外是社会，社会则有君臣、朋友。五伦是我们中华民族团结的根本，而以五常仁、义、礼、智、信为道德的基础；也就是说，伦常是中国人的人格；具备了这五种常道，就是取得了人的资格；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就因为人具备了伦常大道。这是表现于外者。而国人内在趋向则多为佛，佛教传到中国大概有一千七、八百年的历史，到现在可以说已经纯粹变为中国的佛教，而和印度佛教不同；也就是说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已和中华文化融合为一体。佛教的内容不是崇拜神，也不是崇拜上帝；佛教承认宇宙之间有神，也承认有上帝，上帝与我们的关系，在佛法上讲是平等的，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好像中国国民见到外国元首，他虽管不著我们，然必待之以礼。我们对鬼神的态度亦复如是。对于上帝应当恭敬，人与人之间要有礼貌，人与神之间也应有礼貌。人对于上帝当然也应该有礼貌，也就是对于一切鬼神都要尊重，因为他也有佛性。佛教所谓佛性，就是每一个人本身所具有的智慧德能。这种智慧德能是平等的，不但众生平等，众生与佛也是平等的；现在所讲聪明才智的差别，不是智慧德能有差别，而是对于宇宙人生的迷惑有深浅不同；迷惑深的就较愚，迷惑浅的就较聪明。所谓‘佛’，就是他将迷惑断尽了，而本有的智慧德能完全恢复；反之，迷而不觉，就称为众生，也可以说佛是觉悟了的众生，众生是迷惑颠倒的佛。所以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很受国人欢迎，就是佛教教义在于启发我们自己本有的心智。

刚才讲文化像一般散沙一样，必须有一种东西把它凝结起来，这种东西就是伦理—‘五伦定分’，‘八德交感’。人在社会上首先要决定名分；名分决定以后，就有应享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所谓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任何一个人都具有这些名分；在家庭是怎么样的身分？在社会上是怎么样的身分？在某一个所在身分变更，义务也随之不相同了；因此，五伦具有十义：夫义妇听、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君仁臣忠、长惠幼顺，此谓之人义。这就是说，做丈夫的必须守道义，做妻子的一定要顺从；做父母的一定要慈爱，做儿子的必须要孝顺；所谓君臣，并不一定是臣子对君王，而是领导阶层与被领导阶层；譬如经商开店，老板就是君，伙计就是臣；领导人一定要仁惠，被领导的人必须尽忠。所以五伦有十义，各有各的义务，各人有各人的本分上应该做的事情。譬如忠孝仁爱都是属于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是做人的基础。伦理的重心就是孝，中国自古即系以孝治天下；在家庭孝顺父母，离家庭以外，化孝为忠，就是孝于国家，孝于民族。孝之为道，其大无外，孝经云：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古人所谓经天纬地，范圣型贤，我们学圣人，学贤人，必须以孝为基础，从孝上著手，才能成就大德。佛亦如是；佛教是以孝为根本，所以才能修成佛。戒经里面有明文指示我们说，孝就是戒律；如果离开孝，戒律的基本精神就没有了。佛教的孝道，就是寓孝于亲，而后将此种精神扩大，孝于人类，孝于一切众生，这是比儒家的范围更扩大一层。儒家讲孝讲到人类为止，佛教则讲到一切生物，这是文化根本的根本。

其次请到宗教。宗教指出我们行为的一个理论基础；譬如对父母尽孝，我们觉得是应该的，因为父母生育我们，养育我们；我们对国家尽孝也是应该的，因为国家保障我们；没有国家，我们就无法生存。为什么要对人类尽孝？为什么要对一切众生尽孝？这个道理必须要智慧开启了以后才能了解。要启发这种智慧就需要宗教教育，尤其是佛教说得非常透澈。所谓启发心智，克证圣贤，以我们的本性和智慧克服自己一切不正常的行为，证入圣贤的境界。宗教必须基于信仰，有人说宗教是迷信，迷信也未尝不好；如果从利益方面来说，可以说愈迷愈得利益，这是一般的说法。不错，佛教也是迷信，因为佛法道理太深，不明其理而信之，就是迷信。可是迷信也要有条件，我们学佛，须知人与佛是师生关系，佛是老师，我们要信仰老师的道德学问，要接受老师的教训；所以学佛，首先要建立信心；信仰以后，必须求解；因为只有信仰是很难得到真实利益的，距离圣者的地位还差得很远，所以信必求解；就是对宇宙人生一切事物、一切道理，我们应该完全明了；不但明了，而且要能正确的认识；要正确的认识宇宙人生，然后才能在宇宙人生中自己做主宰。现在我们不能做到主宰，就是因迷惑在宇宙人生之中；解理以后，还有修行；所谓修行，以佛教为例来说，并不只是在佛堂里敲木鱼，在菩萨面前念经，同样的，也不是在修道院里才是修行，所谓‘行’是指日常生活行为，也可以说是举心、动念、言语，身体一切造作都叫做‘行’；‘修行’就是随时随地要把我们错误的行为修正。佛菩萨是我们修行的榜样，我们要学他。基督徒也应该如此，上帝是仁慈的，要把你的心变成和上帝的心一样，把你的行为变成上帝的行为，那你才不愧为上帝的信徒。所以，修行到相当的程度，就与圣者、与上帝接近了。最后修到和他一样的时候，就叫做证；到这种境界，以佛法来说，你就是佛。假使学上帝也可以达到德能与上帝相同的境界，不过你是不在位的上帝而已。上帝确实希望人都像他，决不会像我们小心量，以为人们都不如我。佛也是如此，希望一切众生都成佛。所以必须要由信入门，由解而悟，由实践笃行才能证果，证果以后才知道一切众生都有如来智慧。换句话说，就是都能证入到圣贤的境界。现在虽然是众生的身分，但是众生是有来世的；任何宗教，都承认有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现在的世人，来生未必还是人；现在是畜生，来世未必还是畜生；一切众生既有佛性，则一切众生都可能是未来的佛；只要他能够由信、解、行、证这个步骤去修，没有不成就的。所以心智圆开之后，我们就见到对于一切众生为什么要尊重了。因此，伦理与宗教，尤其是佛学，才是文化枢要之所在。

其次，我们讨论文化的进展，也就是说明人类生活进化的过程；这种进化是经过悠久的历史，最初是物质文明；人类在太古的时候，还没有社会组织，谈不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要自己吃饱穿暖就满足了；以后物质文明进步，当然生活享受也就随之提高，从这一方面看，好处不能说没有，可是毛病也很多；中国古语云：‘一家饱暖千家怨’，假如你的生活过得好，但是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缺乏温情道义的文明，很容易引起斗争；有了斗争，生命财产就受到威胁。因此单是物质文明还是不够，必须有伦理道德，社会才有基础，人与人的名分关系才能确定；同时，因为建立了正常的权利义务，人们此时胸襟扩大，知道爱自己、爱家庭、爱社会、爱国家，心境拓开以后，德行亦具基础，也就是渐渐具备完整的人格；这在人生的过程上说，可说是很圆满。然而人生在世，皆不免生老病死，人到死时无不期望有来生，尽管由于年轻气盛不信来生，不迷信鬼神，不信宗教徒所说的虚无而不著边际的言论，但是到了老的时候，都不免希望有来生。不过来生太渺茫了，于是不能不求助于宗教。所以伦理道德虽然造福人群，但是还有欠缺，就是只讲到一生；宗教讲过去、现在、未来，竖穷三际，横遍十方，其所给予我们的是充分的精神享受。现代许多有远识的学者，认为宗教是最高的学问，这是确有见地。我最近在南部讲经，有一位同修拿一篇文章给我看，这篇文章是张晓峰先生写的宗教观，发表在中央日报，他说，科学是求真，人文学不但求真，而且求善，文学艺术求真、善、美，哲学则求真善美慧。最高的还是宗教，宗教不但要求真善美慧，而且还要求圣；必须证入圣贤人的境界，将我们自己变成圣贤人，这是宗教家，也是宗教徒们所向往的最高目标。宗教生活是有组织的群体生活，有律仪的生活；律仪相当于儒家的礼乐，戒律与礼节都是规范我们生活行为的，我们要将生活行为修成圣者，当然有凡圣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戒律。儒家的圣人标准就是礼，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要合乎礼节，合乎戒律，换句话说，就是和圣者的行持役有两样；戒律与礼就是圣者日常生活的规范，宗教教育的基础，即建立于此；经典所记载的无非是圣者的心行，如果我们的思想与经典里面的思想相合，则为正知正见；如果与经典思想相背，便是我们知见错误，应即时依经训改正；这就是‘修行’。此外，乐也是不能少的；因为我们毕竟还是一个凡夫，既然是凡夫，就没有办法断除妄念；妄念就是烦恼，就是迷惑，音乐的功能乃在调和心情，如闻梵呗可以令人心诚敬，所以礼乐也是任何宗教都不能缺少的。高级的宗教皆有戒律、有乐章，这都是帮助他们修行证果的。宗教除了有仪式之外，特别讲求师承，自教主代代相传，师承非常重要，有师承才有伟大的宗教师。不但宗教，即使世间学术研究，也莫不讲求师承；必有好的老师，才有良好的学行表现，而将道业发扬光大。宗教有他承传的史迹，这些史迹有两种意义：第一、是纪念前贤功德。现在所谓观光，招徕外宾参观中国古典文化的成就。

第二、是史迹的教化功能，令人见贤思齐，观前人的修行功业，以激发向往效法之心；他们是已获成就者，我们则尚无成就。古人云：人皆可以为尧舜，人皆可以成佛，而不能为尧舜，不能成佛者，只有性德，无有克己复礼，闲邪存诚，及修善断恶之修德而已。前贤能够成就修德，我们也能成就，这是必然的。古人遗迹，无非是给我们作典型，作见证。宗教徒的生活，非常注重和合，因为和合才能团结，才能做到群策群力，众志成城。一个家庭的兴衰，可以从这家庭中父子、兄弟、亲戚、朋友，看他们相处得是否和睦？如果和睦，这个家庭一定兴旺；一个团体，一个国家也是如此。甚至战争亦是如此；古人云：师克在和，唯有上下一心，才能克敌致胜。佛弟子的生活是戒同修，见同解，身同住，利同均，口无诤，意同悦，理同证，是为七和合的团体。宗教徒最终的目标是要证入圣贤；证到圣贤并不就算完事；依佛法来说，成佛以后，还需要教化一切众生，以救人救世为己任，如此才能成就其伟大，才值得我们学习。所以佛法有大乘、有小乘；小乘就是止于已证境界，而不肯再出来；因为教化众生也相当苦，这不是佛法的究竟目的。小乘是过渡时期，实际上讲起来，小乘人经过相当时间后，还是要转入大乘，没有绝对的小乘；所以佛教是福慧双具，利益一切众生，救人救世，这是文化进展必然的趋势。

文化复兴与宗教复兴，可说是相辅相成的。中华文化是伦理、民主、科学；民主与科学的基础是建立在伦理上，总统提倡中化华文化复兴运动之初，我曾听人说，甚至外国人也讲，中华文化就是‘伦理’，民主与科学，这些在西方早就有了；我以为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总统的正知正见，不是这些人所能了解的。中国的‘民主’和外国的‘民主’不一样，中国的‘科学’和外国的‘科学’也不一样，不能相提并论；因为中国的‘民主’是‘伦理的民主’，外国只有民主，其中没有伦理，所以他们的民主依然是一盘散沙。以美国而论，多数美国人也是缺乏伦理观念。伦理的民主就是三民主义，国父说过：中国有一个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所以三民主义，是中国五千年文化结晶的发扬光大。必须有伦理的民主，然后才能进化到大同世界。如果自己国家不能平等独立，而谈世界大同，那末免奢侈。所以我们宣扬三民主义，万万不可认为是教条，否则就会害国家、害民族，到最后也害了自己身家。

讲到‘科学’，为什么说中国的科学是‘伦理的科学’呢？中国历代不是没有科学家，因为中国人有伦理的观念，任何技术的发明，都必须对国家、对社会有利无弊，才愿去做；如果有害，就不愿做。譬如我们看到历史上诸葛亮发明木牛、流马，那是机械化的运输，为什么诸葛亮死后，不将其法流传于后世，这便是由于他的仁慈。中国人认为科学技术，如果为明君、为有道义的政权掌握，固然能够有利众生，造福人群；假如被暴虐无道的昏君或由有侵略野心的政权取得以后，那就不堪设想，世界上所有的人类都将深受其害。我们看到西方许多科学家，他们没有国家观念，甚至连家庭观念也没有，只有个人的功利主义，所以只要有相当的聘金报酬，他就可以为外国人做事，甚至于为敌人制造科学武器来毁灭自己的国家，试问这样的科学家对国家、对人类有什么好处呢？中国的科学是以慈悲益世，造福人群为著眼，所以这是伦理的科学，与外国科学家所讲求的当然不同。

伦理必须从教育上著手；教育的根本是五伦八德，三纲五常，这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教育宗旨。孔子教学，第一就是德行，首先教人应当如何做人？若是一个人连人伦都不懂，纵然学成技艺，也必然危害众生。所以教育首重道德，有了道德，于是再教以言语应对，作事技能，乃至文学艺术，这是中国立国的教育精神。礼记学记开端就讲‘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教学的内容就是伦理道德；现代的教育可以说是科学技术的教育，伦理道德已经不为众人所重视了。所以我们复兴中华文化，也就是复兴伦理道德的教育，实践伦理的民主，伦理的科学，才能够救国家救民族乃至于救世界。再看近代西方国家，假使没有军队、没有警察，就没有办法统治他们的国家，近代如此，过去也是如此。惟独我们中国自秦、汉大一统后，以道德、以孝治天下，也就是以文化的力量致太平，而不是以武力作统治的工具。实际上中国在三皇、五帝时就已经奠定了中华文化的精神基础，所以黄帝、夏禹、商汤都是以德治天下。经史谓唐尧之德：‘钦明文思安安，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故中华文化是以伦理为基础，于个人则以致位圣贤为目标；于社会则以齐家、治国、而止于世界大同的理想。所以中国的政治，自古以来就是贤人政治，中华文化是世界至善的文化；它与佛教非常接近。佛法传入中国，中国有大乘佛法，没有小乘佛法；但佛法是必然由小乘而进入大乘，和我们念书一样，一定由小学、中学才能进入大学；可是佛法到中国只有大学，没有小学，因为中华文化精神和小乘佛教很接近，因此小乘在中国已无必要，故传入的多是大乘佛法，且在中国能特别发扬光大。现在唯有中国的佛法还保存一点样子，在外国都已经逐渐变质，成为‘佛学’，只当作一种学术研究，谈不上修证工夫，当然观现代人类的利益也已不能与往昔并论；换句话说，就是失去了真正的意义及目标。

我们是讲究信仰自由的国家，任何宗教只要符合道德水准的，我们都加以尊重。宗教的目的不外乎二种：一为入世，一为出世，也就是现前的目的与死后的目的。现在，我们将这两种目的分开来讨论：所谓入世，是指现在我们的身体生命，还生存在世间，共同生活在一个国土，宗教家处于此时此地，其教育宗旨当是劝善利生，任何宗教徒也不应违背这一原则；劝一切人进德行善，便是令一切众生得到目前的真实利益。至于出世的理想、归宿，诸教所说不同，各有各的愿望，不必勉强，愿升天堂者入天堂，愿修净土者生净土，彼此并无妨碍，一切妨碍皆是出于陋执偏见，都是感情用事；我相信如果释迦牟尼和上帝同在一起，一定也是志同道合的好友，绝不会有互不相容的敌对看法，因为他们皆是具有大智大德的圣者。我们要学的是学圣人，修圣德、启心智、作圣之徒；唯有学圣人，我们入世的目标才能一致；对社会、对国家才有利益。我过去在南京读书时，有一位陈同学，他的祖母念佛，母亲是基督教徒，父亲则是回教徒，因为信仰不同，常有不愉快发生，老太太心理总是觉得儿女不孝，没善根。媳妇眼里却以为婆婆是魔鬼信徒。再加饮食之间这个不吃猪肉，那个吃净素，本是美满的家庭，为了信教不同而完全破坏。如我所见到的这样不幸的家庭，我相信在我们国内不只是他一家，如是说来，岂非不信宗教还好，尚可维持一家和睦，一旦信仰宗教以后，家道反而衰落！一个家庭迷于宗教信仰而遭遇到如此的不幸，一个国家若迷于宗教又岂能例外！国家既有多种宗教并存，若因所信引起诋毁异教，有形或无形的分化了民族感情，破坏了国家团结，视同胞为仇敌，严重的伤害了自己的国家，其结果必然是不必外人入侵，国力便已消失殆尽，这是我们应该特别警觉的！所以信教必须建立宗教道德观念，即是任何宗教徒不能忘记有养育你深恩的父母，及曾经依赖生长的家园，更不能忘记你的国家、民族，如果一旦信教，便以为父母家人不信，或所信不同，而置父母家国于不顾，我深深地相信佛菩萨及上帝不肯收容。你想到上帝那边去，上帝会说你做人不孝，为国不忠，不忠不孝之人，如何能进入天国？同样的，你想生西方极乐世界，佛陀也不会来接引你。须知忠孝之德，天人尊钦，敌国敬畏。若不忠不孝，已失人格，何得更求天堂净土！这是任何宗教徒必须要深切认识的，也是国内大宗教家们必须努力提倡的！因此，我们一方面要以理智爱护宗教，信仰宗教，另一方面要尊重异教，互助合作，以求自他幸褔，国族复兴，世界和平。因为人类的文化毕竟是多采多姿的，不是清一色的，只要是福利国族人群的思想行为，皆当尊重，不必强人必须同我。清一色的想法是绝对错误，事实上也永远办不到。所以任何宗教都必须有理性、爱护众生，为众生造福、包容他教、互敬互助，绝不可因迷惑，固执偏见，偏爱的误会，造成惨害众生的宗教战争，其后果自然是同归于灭亡。

当然，各个宗教入世与出世的方法是不同的，然其精神归纳起来，不外乎我国古圣先贤所说的三达德，凡是伟大的宗教家都是有大智、大仁、大勇的；以佛法来说，大智便是具足定慧，有定力，因此才能临事不乱，才能运用理智处理问题，小定办小事，大定办大事，即使战争胜负，也是决定于主帅的定力，唯有具大定之深智，才能辨别是非、利害、得失，而为人天眼目。所谓大仁，就是布施持戒；布施是利生助人的具体表现。受戒更是仁德的行持；戒律都是善的，高级宗教决没有教人为非作歹的戒律；能够守持戒律，就是标准的善行。所谓大勇，不是匹夫之勇，而是能忍辱精进。忍辱最重要的就是克服一切不正常的或过份的欲望；能够做到这一步才是大勇，古人所谓无欲则刚，有容乃大的克己工夫。能克己才能进德修业，才能在道业德行上修成圣果。因此，唯有大仁、大勇，才能为佛菩萨，为人天之救世主。我深望国内诸大宗教家，暨一切宗教徒要以复兴中华文化，团结国家民族，进而联合全世界宗教大师，携手合作，共谋挽救这即将面临核子毁灭的悲惨时代，实践救世救民的教化。如此，我可以说，他们就是现在的佛菩萨，今日的救世主。我们信仰宗教，假使入世都做不好，出世的果证也绝对无法达到。

然而任何宗教都必须要有相当的力量护持—在佛教称为护法—才能够发挥其救世的功能。中国历代的护法，主要的是国家，不是个人，佛当时在世的时候护法者亦是国王大臣，西方宗教在中世纪的护法亦不例外，必须国家护持，宗教教育才能兴盛，宗教事业才能发展，才能够有利于整个国家；国家假使不护持，则宗教利益只属于一些少数的修行者，不能普遍利益一切众生，而其流弊则可能危害国族人群，国家应当怎样护持呢？我顾在此提供几点浅见：第一需要立法，在宪法上修订宗教政策，以为基本依据。也就是说人民信教自由，但须遵守宗教道德，必以复兴文化，团结国家民族的基础；任何宗教如有违反国策，破坏中华文化，分化民族感情与团结者，就可以停止其传布。同时立法以后，宗教行政及教育，亦应并入国家行政系统之内，视同国民教育以主其事。譬如行政院之下可增设宗教部，每一个宗教设一个司，使宗教与政治能够配合，宗教徒一切活动能够配合乎国家现行政策之需要，如此国家可以得到很大的利益，尤其国家在某一时期有其特殊政策，这样宗教师和宗教教友都能对国家利益尽到责任，所以这一建制是非常重要的。省可设宗教厅，县可设宗教科、局，主持其事者可由各教推选贤能，而由政府任命之。第二、宗教皆有道场，佛教有寺院，其他宗教也有寺院或教堂，寺院、教堂亦应由国家建立，教产属于国有，宗教徒当然有在家的，在家信众的奉献均属国有，应由国家保管运用，或由奉献者指定用途，国家亦当尊重，而不属于私人，凡佛教徒所献之财物若非别有指定，必须用之于佛教。他教例此推行，如此则宗教师们私人没有财产，生活所需，概由国家共养，自然就没有财物争执，令其安心布道，精进修持，自行化他，以至功德圆满。有了私财，就不免患得患失，心不在道，反而破坏其教义宗旨。所以道场必须由国家经营，由宗教徒选举具有德学之宗教师管理，而由国家负监督保护的责任。第三、至于宗教师资，亦由国家培养，国家可办一所宗教大学，每一个教设一个学院，这样，不但各种宗教思想可以沟通，而且能在国家统一政策之下，统一理想，统一目标，使每一宗教向各种不同的方向去弘扬，完成救世救民的共同目的。这样可以利于国家，利于自己的教会；利于他人，也就是达到将来自己升天堂或生净土的目标；此一理想的细节，不能于此详述。以上三点浅见，谨提供给诸位参考。

复兴宗教还有一个理想，就是以宗教教育及事业，来协助国家养老育幼。现在政府有退休制度，老年人退休以后，国家既建设有各种宗教大道场，凡属信仰宗教者，大道场便是他们的养老院，一切物质生活不使其缺乏，且有志同道合的教友们共同修行，则精神生活亦可以满足，此未尝不是老有所终的有效措施。如果身体好的话，还可以到各学校兼课，以伦理道德为施教内容，让老年人教授德育，要比年轻人有效，以老年人心地慈悲，总希望孩子们比上一代好，希望他们长大之后为国家造福；因此，请他们担任伦理道德教育，将会收到很大的效果。如是退休后，人人皆有安定的生活及精神寄托与归宿。宗教并不仅是口头宣传为能事，尤须身体力行；换句话说，在这个大道场里所有的修行人，都要以身作则，作国民模范，进而以身教增进国民道德，以辅助政教之不足。如果能这样做，则对于社会、国家、个人的益处，诚非吾人能思议者。至于经费，所需并不太多，因为现在每一个宗教的基础都非常好，只要能组织起来，这件事是很容易做得到的，所以宗教复兴对于复兴中华文化，确实是相辅相成。

单使我们自己的国家复兴，依旧是不够的，我们要和平要繁荣，那就必须整个世界都好。也就是说，要由爱护我们自己的国家，扩大到爱护整个人类，要将中华文化推展至全世界，以伦理道德辅助西方文化之不足，沟通各个地域文化的隔阂，使世人观念渐趋一致，如此人类战争才能减少。其次是要消除宗教间的偏见，希望全世界的宗教家们都能够同心同德，作现今住世的真菩萨，作此时此处上帝的真使者，以真诚自由平等博爱，携手合作，彼此尊重，建立世界性的文化联谊或世界宗教联谊会等组织；进而运用这种组织的功能，以达到重建世界道德，维护世界和平的目标。

最后，我再引用张晓峰先生几句话作结论，他说：现代世界上有识之士，大都认为二十世纪晚期的三十年代，也就是今后的三十年，当为宗教的复兴时期。何以张先生有此卓论？这是因为现代西方科学进步太快，人类物质享受超过了精神生活，心灵感到空虚，对生存价值发生怀疑，这是很可怕的现象。由于精神生活确实是重于物质生活，譬如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尚能自得其乐；物质生活达到极点，精神生活空虚，这是世间最可怜悯者，这种生活是醉生梦死，只有今日，不知明天，在西方已形成为非常严重的现实问题，所以大家认为这是宗教复兴的时期，也就是以宗教信仰来弥补其空虚的精神生活；同时亦为中华文化与世界各大宗教共同努力，携手并进，坚凝为一，以求真正世界和平与繁荣的新时代。我深信这是极为正确的看法！尚希各位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