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佛教在盛唐时，素称为黄金时代，因为唐太宗皇帝不但是位有道明君，而且也是一位护法仁王。凡是看过唐朝小说的人，都知道有一个小秦王李世民，他带了一支军队东征西讨，南征北战，为他的父亲打天下，他的父亲唐公李渊，也是唐朝开国的第一任皇帝，太宗是他的次子。唐室江山是太宗一手打下来的。

隋朝末年，炀帝无道，天下大乱，到处都是盗匪，他们据地称雄，各霸一方。秦王世民，仁贤爱民，仗义轻财，以德服人，天下归心。当他起兵打天下时，他父亲对他说：“将来破家亡躯的是汝，化家为国的也是汝。”后来他果然启兴唐室，统一天下。

跟随他打天下的如：程知节（咬金）、秦叔宝（秦琼）、徐勣、魏徵、尉迟敬德（尉迟公）、李靖、萧禹、殷开山、张公瑾、长孙无忌、杜如晦、房玄龄、虞世南等文武大臣，都是“凌烟阁”上标名的忠臣，而且这些人都是佛教徒。

小秦王，破阵乐

太宗皇帝不但是中国历史上的明君，在世界各国也都很有名，外邦小国都称他为“天可汗”。玄奘法师在印度求法时，有一次，从王舍城入祇罗国，祇罗国的国王亲至郊外迎接法师，见面时就问道：“贵国有贵人出世，作小秦王破阵乐，是怎么一回事？请法师为我解释说明。”于是玄奘法师便将太宗皇帝如何的神勇英武，统一天下，躬行尧舜之治等事，加以描述了一遍。祇罗国王听后大惊，起身向东稽首道：我当朝贡，拟与法师偕行。玄奘法师将他自己所作的“制恶见论”给国王看，国王阅后，钦叹的说：“此论一出，可谓日光既升，莹火夺明了。”并赠送青象名马，助法师驮经而还。

太宗德政，为民吞蝗

太宗在位，德政很多，例如他放出宫女三千，还她们自由之身，回家团聚；纵放死囚四百人，各人回家与家人团聚一时，再来受刑服役，四百人都能按时回来，一个也不会逃走，以德服人，罪犯囚徒皆为所感。

还有太宗下旨禁止笞背等酷刑，一年之中，只有二十九人犯罪囚监的记录。人民夜不闭门，路不拾遗，这都是秦汉以来所未有的仁风德政。

有一年七月，发生蝗虫为害苗圃，灾情惨重。太宗在宫中捉了一只蝗虫，对着蝗虫愤然的说道：“民以谷为命，而汝害之，是害吾民也！百姓有过，在我一人，汝如有灵，当食朕身，无害我民。”责叱后，将要吞食此蝗，左右侍臣，怕皇上服下蝗虫受毒害，要求代为吞食。太宗皇帝说：“所愿移灾朕身，我为什么因疾不食

呢？”随即将那只蝗虫吞而食之。从那一次起，太宗在位数十年，蝗不为害。贤君爱民如子，有什么灾祸，他愿个人承当。这就是愿代众生受苦的菩萨心肠。

唐太宗下诏度僧

太宗登位后的第一年，就传旨诏京城有道德的高僧们到内殿行道七天，为国祈安，并超度多年来死于战乱的阵亡将士和无辜伤亡的人民。同时，也在同一年下诏天下度僧三千人，在他的诏文中有这样一段说：“朕近因丧乱，僧徒减少，华盖宝塔，窥户无人，绀发青莲，栉风沐雨，寺宇凋毁，良用抚然。”可见当时战乱的破坏与人口的死亡了。因此，他诏中说：朕要天下有寺之处，都令地方官度人出家为僧尼，总数以三千为限……务取精诚德业，不问年龄长幼，“朕鉴于有些僧徒，溺于流俗，或都假托神通，妄传妖怪；或谬称医筮，左道求财；或都造诣官曹，嘱致赃贿。假使有一于此者，皆大亏圣教，朕为了护持正法，对于如上所说的不合佛法，败德无行的僧尼，是决无宽舍，务使法门清澄……伽蓝净土，咸知法味，菩提觉路，绝诸意垢。”我们在他这段诏文中，可以看出太宗皇帝对佛教的了解和正信了。因此，那时的出家僧团，都能清净无染。出家人数，在量的方面说，虽然不多，可是，在质的方面，学问道德都很高。

为战亡人，设斋行道

唐贞观二年三月间，太宗皇帝念及当初平定天下时，诛戮的人数太多，内心颇为不安。所以，将他的御服，布施各寺诸僧，并且礼忏超度。在他那“为战亡人设斋行道”的诏书中，很沉痛的说出他内疚的话来，他说：朕为了禁暴用兵，盖不获已。自隋末创义，志存拯溺，北征东伐……凡所伤殪的人，是难以胜记的。虽然他们是逆命乱党，自殆殒绝，可是恻隐之心，还是追意怆恨，生灵之重，能不哀矜。故使他悄然疚怀，无忘兴寝。想起释氏之教，深尚仁慈，禁杀三科，杀害为重，朕所以意念及此，就弥增悔惧了。

在他征讨期内，亲手所诛剪的人，前后之数将近二三千人之多。为了此事，他命令有司之官，在京城各寺内，建斋行道，竭诚礼忏，“并将朕所服之衣物，尽充舍施，冀此功德，使三途之难，因斯解脱；万劫之苦，也籍此弘济，使那些死亡的难者，灭除怨障之心，趣向菩提之道。”可见太宗皇帝，除信佛教因果业报的道理外，时时都在担心为他杀死和战死的亡魂，对他存有怨恨之念。在一个初登大宝，年青英勇的皇帝来说，为此设想和信仰，实在是难能可贵了。

为七处战场敕建佛寺

贞观三年的十二月间，太宗皇帝又下诏，为过去行阵作战的地方，建立佛寺，在他“行阵所立七寺诏”一书中说：“纪信捐生，丹青着于图像，犹恐九泉之下，尚论鼎镬，八维之间，永缠冰炭，所以树立福田，济其魂魄。”于是在他倡议已来，交兵作战，死亡惨重的地方，为敌我双方义士凶徒，陨身戎阵者，各建寺刹，延招僧侣。让那些死难的亡魂，闻到晨钟暮鼓之声，能够变炎火于青莲，易苦海为甘露。在七所战场上，建筑七所佛寺，第二年五月间，各地战场的佛寺，一齐竣工落成，还派有道高僧住持，并且都施给庄田的寺产。今将各地的寺名地点列后：

一、破薛举于幽州，立昭仁寺。

二、破宋金刚于晋州，立慈云寺。

三、破刘武周于汾州，立弘济寺。

四、破王世充于邙州，立昭觉寺。

五、破窦建德于郑州，立等慈寺。

六、破刘黑闼于洺州，立昭福寺。

七、破宋老生于莒州，立普济寺。

寺建成后，敕虞世南、李柏药、褚遂良、颜师良、颜师古、岑文本、许敬宗、朱子奢等七位大臣，为以上七寺撰新寺碑志。

贞观三年的那一年，天下丰收，斗米三钱，夜不闭户，行旅不带食粮，一年断刑二十九人，天下大治。太宗对群臣说：“这都是宰相魏徵的功劳，他劝我广行仁政，现在果然奏效。”不是仁君，就不能听良臣之言，去广行仁政，天下也就不能大治了。不过，良臣要遇明君，才能施展他的才能；如非明君，有良臣也不为所用。

贞观廿年，太宗远征辽回来，也下诏为阵亡军民等延僧超度，在幽州创建忠阎寺。

玄琬法师，为太子师

贞观二年，太宗皇帝诏玄琬法师入宫，为妃嫔及皇太子诸王等，受菩萨戒法，太宗皇帝对玄琬法师，颇为敬重。法师于贞观十年十二月圆寂。他圆寂时，留有遗表奏章，对太宗皇帝说：“圣帝明王，恭敬三宝，出家的沙门，如果犯法，不应与民同科。应送交所属，以僧律治之（现在泰国、锡兰等佛教国家，出家人犯了法，送交僧属的机构，先将僧装卸掉，除去僧人资格，穿上俗服，成为在家人，然后才能判他的罪刑）。并呈上遗作“赡养论”和“三德论”。太宗均能嘉纳其言，下诏哀悼，同时并派太子前往敬吊。同时传旨敕令有司之官，负责一切葬仪的费用。出家人奉旨国葬的，在唐朝是从玄琬法师开始，并在他所葬的地方建一佛塔，敕令庶子李伯乐为法师撰碑纪念，可见皇上对玄师的敬重了。

因尊李老，二僧遭贬

贞观十年，太宗以道教祖师，老子李耳是他李氏的先宗，诏令从斋供行住，要道士女冠在僧尼之前。因为过去屡朝都是佛先道后的，现在忽然要道先僧后，当时京城的法师们，都愤然上表极谏。可是，有司之官，不敢接纳上报。当时有位智实法师，率领宿德高僧们随驾上表抗议，内容大意是“会道士在僧之上，岂敢拒诏，

老君垂范治国治家，他所穿的服装，初无改易，他也没有建立观宇，不领门人，他是处柱下以全真，隐龙德而养性。可是，现在的道士，不遵其法，所着的道冠，皆是黄巾之徒，实非老子的后裔，他们所行的是三张之鬼术，也不是老子五千玄言，反同张陵漫行章醮。他们从汉以来，常以鬼道，化于浮俗，妄托老君之后，实在是左道之苗，如果让他们在僧尼之上，诚恐国家同流，有损国化。因此，将道经以及汉魏诸史，佛先道后之事－－说明。”……当时太宗见表后，很赞其卫教之忱，派遣宰相岑文本去安慰他，送他回寺。可是，智实法师的个性很强，他不达到目的，不肯离去，固执不奉诏命，因此，触恼了圣怒，杖法师于朝堂之上，着民服发配到广东潮州。

当智实法师获罪时，有人讥笑他不自量力，自取其辱，法师听后对人说：“我固然知道这样做，不可能使皇上改变诏命，明知不可为者而为之，是要后人知道大唐有僧耳。”闻者莫不慨然下泪，叹惜不已！

不念观音，唯念陛下

另一位法琳法师，也因此事作论反对。到了贞观十三年，有道士秦世英，检举琳师著论，讪毁皇宗，有旨逮捕琳师，琳师知道此事，就变服自缚，亲往请罪，皇上有旨说：“据你的论文说：有念观世音菩萨，临刑不伤。今汝所犯之罪，当坐大辟。现赐你七天假，你可以勤念观音圣号，看你能否临刑，自免不死。”琳师奉制，七日之中，一无所念。七天后，诏问琳师，七天所念观音的感应如何？琳师答称“一无所念。”再问：“为什么不念？”琳师答道：“隋季失德，四海沸腾，陛下廊清寰宇，道治生灵，琳自七日已来，不念观音，唯念陛下。”太宗惊奇他的话，派御史韦琮去详问琳师念陛下之意如何？琳师答道：“观音至圣，垂形六道，上天下地，皆为施救，今陛下御临宸极，万国欢心，文治至平，灵鉴无外，圣与观音齐等，所以唯念陛下。同时我志在宣扬佛教，以助皇化。使人民畏惧因果报应，畏刑罚而不敢为恶，琳何求而敢有所讪谤呢？陛下如果察琳忠于国事，则所谓临刑自免了。假使仍以谗言是信的话，则琳伏尸无地了。”御史韦琮回奏其言，然而道士们不断上表谗谐琳师，因此琳师免其死刑，发配到四川益州的地方去。后来那个谗害法琳法师的奏世英，也因获罪被杀也。

太宗终其一身，只有对尊老之事，开罪了佛教两位法师，其它对护持正法、度僧、译经、建寺之事，皆做得很多。

仁君至孝，建寺报恩

贞观三年，太宗为报亲恩，将自己旧宅，改建为兴圣寺。在他建兴圣寺的诏中有永怀慈训，欲报无从，言念因果，思凭冥福。通义宫是皇家的旧宅，制度弘敞，以崇仁祠，敬增灵佑，宜舍为尼寺，以“兴圣”为名。

贞观四年，有诏命上宫，绣了一尊一丈六尺高的释迦文佛圣像，安奉在胜光寺。佛像安座时，还设千僧大斋，供养大众。

贞观五年，太宗又为穆太后，在庆善宫内造慈德寺，昭陵建瑶台寺。并请玄琬法师在禁内德业寺，为皇太后写佛藏经。又在延兴寺更造藏经，派玄琬法师为造藏的监护，精选法师十人校正。并诏智光法师在大兴寺，翻译宝星经等五部，有左仆射房玄龄等为监护。

贞观六年，又有诏旨将太原的旧宅，改为天宫寺。八年又为追念穆太后，在台城以西，真安城内建弘福寺，太宗曾亲自到弘福寺为佛像开眼。

贞观十六年，为穆太后御撰，追福愿文致弘福寺，文中说：“圣哲之所尚者——孝也，仁人之所爱者——亲也。朕幼荷鞠育之恩，常蒙抚养之训，蓼莪之念，何日云忘？罔极之情，昊天匪报。昔子路叹千钟之无养，虐丘叹二亲之不待，方寸乱矣！信可悲乎！每痛一月之中，再为难疚，兴言永慕，衷切深衷，欲报无因，惟凭冥助，敬以绢二百匹，奉慈悲大道，倘至诚有感，冀消过往之愆，为善有因，庶获后缘之庆。”

这一篇真情流露的愿文，句句都是至孝之言，沉痛之语，可见太宗对其太后的孝念之真切了。

自称菩萨戒弟子

贞观十五年二月间，有一天，太宗皇帝到弘福寺内，召见大德僧伽道懿法师等五人，请他们坐下来，用闲谈方式，说明自己的心意：“朕屡次创建佛寺，专为追念先母穆太后……”皇帝一谈到穆太后时，竟言发涕零，龙目掉泪，使得懿法师等为之感动，也陪着掉了不少眼泪。皇帝自己所撰的疏文中，自称为菩萨戒弟子，他对懿法师等解释道：“因为老子是朕之先宗，所以令其名位，在僧尼之前，我知道卿等对此将感愤恨。”道懿法师忙奏道：“陛下尊崇祖宗，懿等荷蒙国恩，安心学道，诏有天下，大家都能了解圣心，那里敢有所不满呢？”太宗知道法师们对此事，不无介蒂在心，随着又自我解释道：“尊祖重亲，人生之大本，故先老子以别亲疏之序，非不留心于佛教也。自有国以来，朕从未创立一所道观，凡有功德，皆归僧舍。你们看，我将自己太原的旧宅，都改建了佛寺。过去虽然在操戈临阵之时，我也不愿滥杀无辜。而今凡有战场的地方，都建立了佛寺。朕心如此，恐怕卿等还不能了解呢！”道懿法师等闻后，赶忙起立合掌称谢，皇帝阻止道：“你们请坐，不用多礼，这是朕的心意，若不道出，恐人有所不知。”当时天气很热，寺内的设备不全，皇帝很关心的说：“今后所施，可以另建经寮，让他们僧众，可以宽心行道。”

仁王护法，敕书遗教

贞观十八年，太宗皇帝下诏道：“如来灭度，时以末代浇漓，佛法付嘱国王大臣，护持正法，然而僧尼出家，戒行须备。若纵情放逸，触途烦恼，关涉人间，动违经律，那既失如来玄妙之旨，又亏国王受付之义。《佛遗教经》是佛陀涅槃时所说，戒敕弟子，甚为详要，末俗缁素，并不崇奉，大道将隐，而微言且绝，寡人为了永怀圣教，用思弘阐，故令有司之官，差选书手十人，多写此经本，务必要尽力施行。凡是京城中，五品官位以上者，以及诸州的剌史们，都各人付给一卷，若见僧尼业行与经不同者，应当公私劝勉他们，依教遵行。”太宗皇帝知道务僧之本，在于佛陀遗教，故今有司之官，书写此经，劝勉僧尼行道。

杜顺和尚，号曰帝心

文殊菩萨化身的法顺大师，困其俗家姓杜，所以当时人都呼他为杜顺和尚，他是宰相杜如晦的族长。年少时就为隋文帝所崇敬，并且按月给俸供养他，太宗皇帝对他更为敬重，常常引入宫中奉之如佛，敕赐封号曰帝心。

法师专宗华严，为华严宗的一代祖师，也称为华严和尚，著作有华严法界观等书。法师的神奇事很多，有病者来求医治，法师与病者对面而坐，不一会病人即霍然而愈；或者生而聋者，法师召其与言，聋即痊愈；或有生来即哑者，法师和他谈话，他就能开口说话；或有狂颠者，法师要人领他到禅室，在其室内稍坐片刻，即病愈而去。

有一次法师要渡河，临溪涉水而过，跟随的侍者，骇怕不能过水，法师用手牵着同行，这时溪中的流水，忽然断流，让他们过去，其神异如此，难怪太宗要奉之如佛了。

贞观十四年十月，杜顺和尚在义善寺坐化，有弟子朝五台山，礼拜文殊菩萨，刚跑到山下，见一老人对他说：“文殊菩萨在终南山，现在的杜顺和尚就是。”弟子知道此事，赶回来时和尚已经圆寂了。

傅奕谤佛，招报经过

有位信仰道教的太史令傅奕，在唐高祖时就七次上疏请求皇上，废除佛教，最初高祖皆置之不理。可是他一次一次的上表，上表的次数多了，对佛教没有研究的唐高祖也为其邪言所动。

有一天，高祖把傅奕的奏章交给大臣们传阅，征求群臣的意见，大臣们都说：“佛教兴于前朝,弘善遏恶,冥助国家,理无弃废。”同时，宰相萧禹对傅奕谤佛愤然地说：“佛，圣人也，而奕非之，非圣人者，当治其罪。”那知傅更狂妄的说：“圣人之大伦，莫如君父，佛以世嫡，而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你萧禹不是生于空桑（即沙门），而尊崇这种无父之教，非孝者无亲。”禹相对此不可理喻的狂者，只有合掌说：“地狱正为此人设也！”结果闹得不欢而散。

有一天，高祖问群臣道：“傅奕常说佛教无用，你们以为如何？”左仆射裴寂奏道：“陛下昔倡义师之时，就是志凭三宝，曾言登位后，誓弘佛法，现在六合归仁，富有四海，而欲信傅奕的话，废除佛教，岂不是亏往昔而彰今过吗？”

高祖又将傅奕的奏章，给佛教僧众们看，并问他们出家人与国家有什么利益？当时有法琳法师作破邪论说：“佛教彻万法之源，而孔老立言，是域中之治。凡出家者，守志明道，弘善兴福，启迪昏蒙，利国非浅。”虞世南为破邪论作序赞扬，明概法师作决对论，痛责傅奕谤佛八事，又有秦王府的典仪李师政，作内德论，慧乘作辨正论十喻九箴，破道士十异九迷之谬。那一次因傅奕谤佛的事件，若不是太子建成等谋乱，秦王世民讨杀，发生兄弟骨肉相残的事件，继后高祖退位，秦王登基，佛教要遭受一次很大的教难。因为高祖已经下旨，淘汰佛道二教，京城只留三寺一观，其它各州只存一寺。太宗登位后，大赦天下，停止了淘汰僧道的诏旨。到了太宗登位后，傅奕又第八次上表，要灭除佛教，上表后太宗召傅奕问道：“佛法微妙，圣迹可师，而且报应显然，屡有征应，汝独不悟其理为何呢？”傅奕说：“佛是西方桀黠流入中国，尊尚其教的人，都是邪僻之人，摸老庄玄言，饰其妖妄，无补于国家，有害于百姓。”太宗不答，压其所言恶毒。从此终身对其不齿，更不重用。傅奕在贞观十四年的冬天，暴歼而亡，在冥报记上说：“傅奕初与傅仁均、薛迹同为太史令，仁均先死，薛迹欠仁均五千钱没有偿还。有一天，夜梦仁均向他讨钱，薛迹就问他：“我欠你的钱，现在要交给谁呢？”仁均说：“你付给泥人。”迹又问道：“泥人又是谁呢？”答曰：“傅奕”，一位冯长命少府也同样梦见此事，薛迹又多次梦见先亡者与其谈话，谈到佛经的虚实，薛迹问他：“佛经所说是否真实？”答曰：“是实有之事。”薛迹又问：“傅奕毁谤佛教，当受何报呢？”他答曰：“已付越州为泥人。”冯长命将其所见，入殿告诉薛迹，想不到薛迹也同样梦见此事。当时有唐临在旁，听他们两人谈论此事。薛迹送钱给傅迹时，并告诉他梦中所见之事，过了几天，傅奕就暴毙而死了。”他们所说泥人者，就是泥犁中人，也就是死后堕入泥犁地狱的人了。

玄奘法师，取经回国

贞观十九年正月间，玄奘法师从印度取经返抵国门，先由留守房玄龄接待，住锡在弘福寺内。那时太宗皇帝，正在忙着出兵要亲征高丽。二月间，玄奘法师见驾于仪鸾殿，这是高僧与明王的初次见面，以下便是他们相见后的一段谈话。太宗见面就问道：“法师西去求法，为什么不事先相报呢？”玄奘法师答道：“当初欲西去时，我曾三次上表奏请圣允，或者是我的诚愿微浅，不蒙谅许。那时我因慕道心切，不得已私行偷渡西去，专擅之罪，惟深愧惧”。

太宗笑着答道：“法师出家，与俗殊隔，能够委命求法，惠利苍生，朕很高兴，你也不用为此烦恼，但念山川远隔，我奇怪法师，怎么能够到达的？”

法师说：“乘疾风者，造天地而非远；驭龙舟者，涉江海而不难。自从陛下登基后，德笼九域，仁被八区……所以那些戎夷君长，每见翔云之鸟，自东来者，犹疑发自上国，他们都敛衽而敬，何况玄奘，圆顶方袍，亲承化育的哩？仰赖陛下的天威，所以能往来无难。”

太宗歉然地答道：“这是长者之言，朕何敢当？”继又详问奘师雪岭以西，印度境内之事，因为那些过去是“博望之所不传，班马无得而载”的地方。法师将他在印度十七年来，所见所闻的经过，详细的有条理的叙诉出来。太宗皇帝听后，龙心大悦，便请法师，将他十七年中，经过一百多国的见闻，写一本《大唐西域记》，流传后世，现在玄奘法师的这本《大唐西域记》，译成了很多国家的文字，成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地理历史文献。

太宗对奘法师的敬仰

自从玄奘法师回国后，太宗皇帝对法师特别有缘，每天都要诏请入宫来与他谈天，大有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之感。

有一天，太宗对侍臣们说：“昔苻坚称道安为神器，举国尊敬，朕观法师，词吐温雅，风节贞峻，非徙不愧古人，实有过之远甚。”当时有司徒长孙无忌答道：“陛下明见，道安虽然高行博识，然而弘法之功，不及法师，躬趋圣域，讨论众妙，探究宗极者矣！”

那时皇上正要问罪高丽，车驾齐备，就要出发。听说法师回国，暂停一时，先与法师见面，那知一见面就畅谈起来，不觉天己日暮，仍然是言不尽怀。实在不想分开，就想邀请法师与他一同东征高丽，“到那里去省风观俗，我们在指挥之暇，也可以进一步的畅叙幽情，可不可以呢？”法师道：“玄奘远归，兼有疾病，不堪

陪驾”。太宗似不相信，道：“法师尚能孤游绝域，今日此行，在你看来，跬步而己，你为什么要推辞呢？”法师又道：“陛下车征，六军奉卫，伐乱诛奸，那时必定有牧野之功，昆阳之捷。玄奘同去，无所相助，空负道路之费，况兵刃交战，佛制沙门，不得观视的，这一点尚请陛下原谅！”

法师搬出佛制不许的戒条来，太宗才很欢喜的接纳他的请求，留在京都翻译佛典。法师奏明他一共带回的梵本经论，六百五十七部，希望在嵩山少林寺翻译，可是，太宗不肯法师离他太远，便对法师说：“朕最近为穆太后创建弘福寺，地方清静宽敞，你可以在那里翻译。如果你需要什么，可以告诉平章房玄龄，他会为你负责一切的。”法师承诏，留京翻译经，不过，他对皇帝提出要求道：“百姓无知，见奘远归，妄有窥看，那时不但妨碍了我的法务，兼虑有不测之患，请皇帝派监门官来防守。”皇帝很赞叹他有这些考虑，便道：“此言可谓保身之计。”下旨派官监护。

天子爱才，欲其还俗

太宗以法师德业渊博，仪表绝伦，因此想请法师罢道还俗，共襄庶政，故对奘师说：“从前三皇五帝，莫不以万机事殷，不能遍理，所以有周凭十乱，舜托五臣，他们盛明之君，尚且如此，何况朕之寡昧，而不寄托众哲呢？我想请法师脱却缁服，挂上勋衣，协助寡人，陈谋论道如何？”

法师真想不到太宗出此一策，因此立刻陈明六点理由，然后用坚决的口吻说：“玄奘庸陋之人，何足以预大计，至于守戒缁门，弘扬圣法，此之诚愿，伏乞天慈，终而不夺。”太宗不愧是个贤明的君主，见法师坚决不愿还俗，很高兴的说：“法师刚才所说的话，都是上天重佑，以及宗庙之灵，卿士之力，寡人怎能以此自居呢？法师既欲弘扬圣道，我也不敢违背你的高志。”这时中书令褚绪良说道：“今四海廊清，天下安宁，都是陛下的圣德，实如法师之言。”太宗笑而答道：“不如此，你要知道，珍裘岂一狐之腋，大厦必众材共成，何有君主一人独济？法师欲自全雅操，故滥相光饰耳。”

我们从这一段谈话之中，可见一代明君的心胸是如何的宽阔，一切事众缘而成。现在的人，一切好事归向自己，坏事往别人身上推，甚至有些人创业，实在积众人所有之力量而成，可是盛名由他一人独享，连谦虚一下都不肯。看了太宗上面的话，能无愧乎？

帝与法师，相见恨晚

贞观二十二年，太宗到坊州的玉华宫，召见了玄奘法师，法师到时，太宗对他说：“朕在京城，天气苦热，所以来此山中，泉石清凉，心中很忆念法师，劳驾法师屈就来此，并询法师近来翻译什么经？”法师告诉他是弥勒菩萨的“瑜伽师地论”，太宗亲自阅览一段后，对侍臣们说：“佛教广大，犹瞻天瞰海，莫测高深，那些九流典籍，如同汀滢与溟渤之比了。一般人都说三教齐致者，真是荒谬之谈。”因此下诏有司总官，广写玄奘法师新译的经论，颁赐九道总官，那时天下共分九道。并御撰大唐三藏圣教序，用冠之首，又诏皇太子（即高宗）撰菩萨藏经后序。不过后来两序，皆放在经的前面，太宗从此，平章法义，不辍于口，对待法师，亲于家人。

有一次，太宗问法师道：“法门之益，何所为先？”法师对道：“弘法须人，度僧为最。”故于九月下旬，诏天下各郡度僧，每寺度五人出家。那时天下寺院，有三千七百多所，共度了一万七千多人出家为僧。

同年九月在京城大内紫微殿西，专为法师敕建弘法院，供给法师居住，并选有德名僧七人，陪法师同住，从此法师，白天要陪太宗谈经论道，晚上要回到弘法院翻译经典。

太宗要法师将老子的道德经翻译成梵文，流传西竺，法师说：“佛老二教，其致大殊，且老子立义肤浅，五竺学者观之，适足见薄。”因此没有完全翻译出来。

贞观二十三年四月，太宗在翠微宫，召见法师，陪他谈话后，不觉叹道：“朕与法师相见恨晚了呵！未能尽弘法之意。”他们如果早几年相遇，对弘扬佛法之事业，将有更大的成就和贡献，所以太宗有此叹惜，后世的我们，也对此深感遗憾。太宗与法师太有缘份了，彼此也非常尊敬。可惜就在那年五月，太宗皇帝驾崩于含风殿，享年五十二岁，在位二十三年。

新唐史对太宗的赞评语云：“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乱，比迹汤武致治之美，庶几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汉以来，未有之也。至其牵于多爱，复立浮图，好大喜功，勤兵于远，此中材庸主之所常为。”不信佛教的欧阳修，以一己的好恶，对太宗信佛教不满，就批评他中材庸主，实非持平之言，而且是违背事实的谬论。

传说欧阳修有一次，梦见很多勇士把他摄到太宗之庭，太宗怒而责道：“吾文武勋烈如此，尚不能逃子之贬，何也？”欧阳修震惧大骇而醒寤，后欲追改评语，而新唐史已经颁行矣，遂不克改过，他自己对此也曾慨叹地说：“平怀最难。”此殆非偶然而云耳。

梁武帝、唐太宗都是历史上有名的贤明君主，因为信奉佛教的关系，都在谤佛者欧阳修的笔下成为庸主之材了。（本文参考佛祖统记、佛祖历代通载、释氏稽古略、高僧传、广弘明集、辨正录、忠义传、冥报记、苦报记、唐书旧史、文馆辞丛林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