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进行孝道教化，朱熹与王阳明却有着诸多不同

社学问题重重，弊端严重，甚至一度被勒令停办。中原地区尚且如此，偏远的南赣地区可想而知。社学的兴废与地方官密切相关，王阳明重视社会教化，在南赣地区兴办社学，令每个县都设立社学，且一域中立五个社学，选择优异聪颖的子弟入学。

“令赣属县俱立社学，以宣风教。域中立五社学，东曰义泉书院，南曰正蒙书院，西曰富安收院书，又西曰镇宁书院，北曰龙池书院。选生儒行义表俗者，立为教读。选子弟秀颖者，分入书院，教之歌诗习礼，中以孝’昂，导之礼让。”。

王阳明将境内的“淫祠”改为社学，礼聘福建市舶司副提举舒芬来赣州主持办学，多方寻求“学术明正、行止端方”的乡村儒学教师，在薪金上优待教师，并且带头尊师重道。他撰写了《训蒙大义》，作为办学方针，将孝道作为社学的重要内容。

余英时在《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中揭示了王阳明“良知”与政治文化的关联，龙场悟道使得王阳明从“得君行道”转向了“觉民行道”。包括程朱在内的儒家走的都是“得君行道”的上层路线，而龙场悟道前的险恶仕途使王阳明丧失了对皇帝的信心，认识到“得君行道”是走不通的，转而将目光投向百姓。余英时将王阳明“觉民行道”的方式概括为“通过唤醒每一个人的良知’的方式，来达成治天下’的目的”。在王阳明看来，人人具备圆满具足的良知，时时发见流行。只是有人不能觉悟良知，进而不能去致良知，需要“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

笔者赞成其观点，认为孝道教化是王阳明“觉民行道”的重要表现。王阳明知行合一，在任官辖区推行孝道教化，苦口婆心告谕百姓行孝，并通过赏罚措施来强化孝道。他时常讲学，也兴办社学，孝道都是其中重要的部分。他尽量成全所管辖宫吏的孝心，为其尽孝创造条件，孝是他评价人的重要标准。他也兴办社学，开展孝道教育。

以王阳明和朱嘉为例，无论是“得君行道”还是“觉民行孝”，都进行孝道教化。

朱嘉在辖区内治理百姓，执行“以严为本，而宽济之”的方针，先教化百姓去行孝，若百姓不听，就要以严刑酷法惩罚他们。在他所编的童蒙教材中，劝孝的文字占较大篇幅。尽管他们的孝道教化存在一些共同处，两者之间的区别还是能够被分辨出来，王阳明对孝道教化表现出更大的热忱。朱嘉为官生涯是短暂的，大部分时间在书斋中度过。而王阳明半生为宫，直到逝世之前仍在平定叛乱，为明政府效力。因此王阳明孝道教化的时间和范围远非朱嘉所能比，而且王阳明随处以孝道点化他人，以唤醒孝心的方式来解决争讼就是典型例子。从人格修养的领域来看，孝道教化是忠恕之道的体现。两者是统一的，觉民行道也是忠恕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