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讲解说法时概括经典的含义

无论是佛教信仰在不同区域的传播，还是佛教话语在社会生活中的积累，都是通过讲经说法才得以实现的，判教就是中国古代僧人所惯用的讲经方法。

天台智者讲经时，立释名、辨体、明宗、论用、判教等五重玄义，从因缘、约教、本迹、观心等四个角度解释文句。释名即诠释经题，以经题将佛教义理概括为十个问题，然后对每一问题做出藏、通、别、圆四教判释，从而使该经具有展现全部佛教义理的功能。辨体、明宗、论用是对该经的中心思想、修行主张、殊胜作用所作的阐释，是对释名中教理分判的总结。判教则是在五时教味中确定其经时、教味。因缘解释生佛之间的关系，说明教法的兴起。约教解释某一问题在藏、通、别、圆四教中不同的含义。本迹说明佛与诸弟子久已缘结师弟的实相。观心则要求听众依据经典义理考量自己的内心活动。智者运用判教诠释各种佛教经典，一方面通过判释某部经典形成对全部佛教义理的概括，另一方面将该经置入五时八教体系之中，从而使该经与五时八教相互成为理解对方的解读结构，形成两者间的视界融合，由此取得具足诸法、圆满会通的诠释效果。智者讲经时运用大小、偏圆、权实、本迹、粗妙等判教范畴，体现出教理简择上的价值趋向。在四教义理比较中，他特别欣赏一念三千的境界论、一心三观的智慧说、一行一切行的修行论、一位一切位的次位论、三道即是三德的三法论以及生佛一如、即感而应的生佛关系论，推崇发迹显本、开权显实、会三归一的《法华经》，赞扬那些身为凡夫、能知如来秘密之藏、堪为如来使的五品弟子，否定了小乘佛教离世证空的发展趋向，为中国佛教的圆教扩大了话语积累，引导中国佛教朝着圆融会通的方向发展。

贤首法藏以五教分判一代佛教，对于五教心识、佛性、修行、断惑、果位等诸多重大问题都展开了逐项罗列和分条解析，以六相圆融、十玄无碍概括《华严经》所开显的别教一乘圆教的境界。众所周知，《华严经》部帙浩繁，不要说一般的佛教信众，即便是知识僧侣，要想深入其文，精通其理，也是不容易的事情，而中国民众的心理恰又崇尚简易、厌恶繁琐。华严诸祖运用一乘、三乘，本教、末教，始教、终教，渐教、顿教，别教、同教，五教、十宗等范畴区别各种佛教经典和理论，从而说明《华严经》为超越三乘之上的别教一乘教法，同时也是其他各种佛教经典和理论的根本，是佛所自证境界的直接显现，是佛教真理的终极。因此《华严经》所说的教理，于五教中属于最高级别的圆教，于十宗中属于最高层次的圆明具德宗，相对于其他经典来说，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华严诸祖通过判教，极力凸显《华严经》的殊胜，将自家尊信的经典推到了佛教各种经典巅峰的位置，这对本宗教理的开发和传播确实可以起到增强自信心、提高吸引力、扩大影响力的作用。

中国古代知识僧侣运用天台五时八教和华严五教十宗两大判教体系，遍讲《法华》《华严》《维摩》《金刚》《心经》《圆觉》《弥陀》《观经》《楞严》等佛教经典，在丰富中国民众精神生活的同时，也开拓了中国文化的思想空间，并促使佛教进一步与儒道思想以及当时的社会生活状况相结合，从而使佛教由一种外来宗教转变成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由于受到中国儒道两家学术批判传统的影响，判教在中国发展成一种具有多方面意义和内涵的学术方法。中国佛教界的僧侣们运用判教的方式选定民众喜闻乐见的经典，将众多的佛教经典整合成统一的体系，在讲经说法时概括经典的含义，最终促成了佛教实现自身形态的中国化。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宗教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