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印度理想主义遇到中国现实生活时

衲僧时常在思考，禅宗在中国的弘扬与篷勃发展的内在动因是什么？也就是说，关于中国禅的实相法门，倡导明心见性的祖师禅，在中国文化历史及佛教内部各宗教义发展的洪流中，并没有被错综复杂的学理迷宫所吞噬，能够产生这种奇迹，理由又是什么？就中国传统而言，不论是务实的儒家，还是崇尚自由的老庄，以及佛教内部最早立宗的天台教观，有一个共同的特徵，都具备中国式的“俭行朴实”的性格。在我看来，这一点正是中国禅宗发展最容易契合的内在基本条件之一。

有关禅宗，根据柳田圣山教授的研究，最早“禅宗”一词出自早期天台论典之中。虽然后期中国祖师禅自成一宗，与天台教观之独树一帜，并无实质的交涉。然而，作为中国最伟大的，集佛教教义与禅观于一身的，天台宗创始人之一智顗大师，他非常严谨的，并完全清楚禅观为明心见性起到的实际意义。即便在他的修行生涯中，由于实证所流露出来的法义，并用其毕生的精力，奉献在弘法的事业上，思索着天台佛教的教理的体系化课题，即便如此，他仍然利用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实践禅观的内明功课。这一点从大师有关《止观》的著述之中，可以一窥究竟。很显然智顗大师的意图，是促使佛法教义理论的分析与精神的调和，得到完全的统一，无疑把禅观视为实践核心的地位。

当要注意，大师他既不特别强调三昧而忽略般若，也不会特别侧重般若而牺牲三昧，而是寻求定慧等持、止观双运。这一点在他之后，从南方航海而来的菩提达摩禅师开始推广禅观，才使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禅观法门，在中国这么一个崇尚俭朴、追求务实的民族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最终，展示了富有生命和活力的伟大禅宗。禅宗，是构成了佛法真实本质法门之一，从达摩禅师部分著作中，我们得知他教导他的弟子，直观佛陀言教的实质，不必要过度理会外在的表现形式，更无需顺从知识概念和哲学分析下的理论诠释。从这层意义而言，这种实相无相法门，是完全脱离了滞守经文的桎酷，后来我们称它“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宗派，神奇的在注重生活品质实践的，中国大地上逐渐的成长起来，并在佛教诸多宗派中独树法幢、久经繁衍、不绝如缕。并且留下很多言行语录，记载修行者的如实见地，后来我们将它称为禅宗公案。

可是，一般未经禅宗公案薫陶的人，当面对这种被后期称为禅宗语录的东西时，由于它超越理性的缘故，常常令人费解，不得其门而入。就禅宗语录的特殊题材而言，也培受关注，在文学题材上自成一体，同时它也是唐宋时代中国方言俗语，因为禅宗大师们的言行录而保持并流传了下来。然而，那时的中国以文人为主导的主流社会，并不屑用民间的这些俗语来作交流和创作，他们普遍选用一些优雅而华丽的字眼，强化自己文章的优美，这从早期的中国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出文雅作风。

作为禅宗的大师们，他们并没有刻意的摒弃古典的优美文辞，他们也跟他们同时代的文人一样，青睐文雅的诗词和章句，他们也受过当时社会最好的教育，而且学养深厚。不过当他们面临优美词句的过分华饰，而失去心灵实质内涵之后，势必导致优美的文章背后，缺乏实质的灵魂作支撑，那麽再华美的语言所显示出来的苍白，足以让掌握这种文学技巧的知识分子们感到语言运用的空洞与无力。从而，这些伟大新文化的传承者，敏锐地捕捉到此中缺失。于是，他们试图以最接地气的方言俗语，来作为更加直接，而且更加有力的媒介，来表现、承载他们内心修证的实际经验。因为他们所用的这种传达手段最直接表达了他们的修炼见性开悟的感情和观物之道，他们尽可能的避免实际生活中，已不存在和没有意义的陈腔滥调，他们认为灵活的生命经验，必须要委任于活的语言加以传递，不应采用虚无缥缈、陈腐不堪的意识形态和意象概念。当要知道他们这样做情非得已，他们有意选择并运用，当时富有生命力的普通百姓的生活语言，是证明佛教高度系统而又严密的哲学理论转化成直指现实人心的必然需要，也是时代所趋。

确实，历史证明使得禅宗在中国的影响几乎涵盖了整个佛教，也足以证明，“禅”适应中国人心，成为中国人的欣赏对象，使它几乎统治了整个佛教。能做到这一点，是由于禅师们通达了佛教核心价值之后，便着手应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来举示实修的核心事实。当然，他们对佛陀、如来、涅槃、菩提、轮回、解脱、因缘、四圣谛、八正道等，这些构成佛教基本观念的核心内涵，也在语录中同样被熟练的运用，并保存了下来。这种举措足以让禅宗躲过被别人指责它不属于佛教的尴尬局面。由此可知，佛教在中国只有化而为禅宗之后，才能完全适应新的水土，才能和土生土长的宗教一样，甚至更繁荣滋长乃至开花结果。

最终，原本发源于印度的佛教，对于不可思议的超自然现象和人类感官局限所不知道的奇异现象，善长产生丰富想象的民族，当遇到具有现实感的中国民族文化性格的时候，结果就产生了中国佛教的禅宗。